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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筆寫這篇文章前我躊躇再三,怕人認為我打悲情牌或者操弄族群,但是基於做為新聞記者40年,從實報導,我還是寫下這篇文章。

  身分證省籍欄在 1990 年代中,已經被出生地所取代,期待外省人、本省人之間的區別早日泯滅。
但是綠營上台後,推出很多針對軍公教、警消、國民黨以及去中華民國的做法,已經嚴重影響到外省第二代在台灣的安全感及歸屬感。

  外省第二代這裡指的是 1949 年以後出生在台灣,父母或其中一人從中國大陸來的,本來一個人在一地出生、成長、受教、就業,乃至納稅、退休,早應該算是當地人。
但是似乎外省人,不管第一代、第二代,很多人仍然標籤為既得利益者、大中國主義者、統派。

  最可悲的是很多身在綠營的外省第二代,為了證實自己的忠誠度,在當上民意代表、入閣或身為名嘴後,要更加執行綠營的意識形態、加力打擊外省人及外省第二代,或任何與中國有關的人與事,一位前政府首長說,他們為綠營做事,不管什麼職位,都要更賣力,才能顯示自己的焚膏繼晷、忠貞不二。

  早期很多學者指出,外省籍民眾的經濟社會地位明顯高於本省籍民眾,但是隨著台灣經濟蓬勃,家無恆產的外省人及其第二代頂多拿到的是薪水,沒有地,做不了田僑仔。
土地是這個小島上最大的資源,而有地的民眾,多屬本省籍,外省人仍然被認為既得利益階層,實在不公平。

  外省第二代多成長於眷村,據我觀察,他們有幾種出路,學業成績優良者升大學,畢業後去國外讀書,或留在台灣進入公教單位,而外省第二代在幾十年前踏入公教也有其淵源,那時要進民營企業,如台塑、東元,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會講台灣話,長在眷村的外省第二代第一關就被刷掉。
當時的出路就是做軍人或做公教人員,那時是待遇菲薄的工作;
其次成績普通者,父母已知他們很難考上大學(60 年代,大學錄取率只有20% 左右),即使進入軍校,當時軍人待遇也很差,還要與家人長期分隔,是很難吸引人的職業,所以有「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說法。
外省第二代後段班者,當時沒有補救措施,有的去做車掌小姐(欣欣客運)、做女工,也有的進入幫派組織,和本省籍底層人士境遇相同。

  社會有表面印象,認為外省第二代接受大專教育的比例高,1990 年代台大社會系教授范雲甚至做研究指出,外省第二代能受較高教育是政府對軍公教子女的學費補貼,但是稍後中研院研究院吳乃德做出的研究指出,這項因素並不明顯。

  我觀察外省人家庭對子女教育重視,其原因是父母輩來台灣,已是江山已盡,死無退路,又家無恆產,只有費盡心力,要子女進大學,以求自立,每逢學期開始,這些父母也是到處張羅借學費。
我家搬來台北時,租屋居住,房東看到我上政大,就和我媽說,為什麼不送我進工廠工作,還可拿錢回家,還好我母親沒有聽她的話。

  外省第二代就和所有四年級、五年級生一樣,參與、貢獻台灣的成長及蓬勃,但外省第二代常被標為大中國主義者、統派,其實是他們所受的教育中注重中華民國。
他們到大陸,仍然被稱為台灣人,例如我任教的汕頭大學,都稱我是從台灣來的老師(是稱讚之意,但不知這個稱讚意味還能持續多久),當然這就表示我是客人。
普遍外省第二代怎可能完全認同中國大陸的體制呢?
台灣再視他們為既得利益者,他們如何安身立命?

  外省第二代在台灣屬於少數(10%左右),但是執政者不宜忽略少數人的失落及不滿,俄羅斯的車臣和印度的錫金都是少數人,但是他們往往走極端,訴諸武力解決爭端,綠營也要注意不要把少數人逼上梁山,否則再多的轉型正義也無法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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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叔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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