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不說,就真來不及了︰紐約客的臨終遺言」一書中的故事。

"女教授出人意料的最後渴望"艾瑪·艾森伯格,女,61 歲,白人,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你好。
  感謝你提供這次說話的機會,因為這些話我對誰都不能說,由衷地感謝你。
你說的對,不論男人女人,很多人的一生裡沒有一個真正知心的、可以讓你說出心底感受和秘密的人:家人不行,配偶不行,同事更不行。
看到你的廣告,我知道自己終於抓到了最後一根救命的稻草。

  人類的世紀終於也一把捕獲了我。
上個星期,當伯利茲醫生拿給我看我的核磁共振影像片並說出三期子宮癌這個詞時,我先是呆了幾秒鍾,感到他是在說別人,不過這只是所謂正常的意識層面的反應;在我心底裡,即潛意識裡,我不但承認了這個事實,隨之而來的竟有一種難以置信的離奇解脫感。
不可思議,是不是?

  那天夜裡,直到我強迫自己回答為什麼會有那種反常的解脫感時,我才平生第一次發現,我其實一生都活得很累,想要解脫的願望一直都潛伏在狀似正常、甚至是幸福的人生背後。
不錯,身為一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教授,我的工作在別人眼裡是體面的,令人羨慕的;而我的丈夫是哥大的著名經濟學教授,我們還有兩個誰也不能說是不優秀的孩子:兒子畢業於哈佛商學院,現在華爾街的摩根斯坦利公司搞金融投資;女兒畢業於耶魯的英語專業,現在長島的一所私立中學教書。

  可是,拋開這一切不談,如果不是因為我此番得了絕症並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一生,我是絕對不敢面對我從來都不敢正視的一個事實的——我從來都不知道幸福是什麼。

  上帝,請饒恕我把從來都不敢說的話都說出來,因為得了這個病的人有治好的,但活下來的不多,而我很清楚我是屬於不會活很久的,所以再沒有必要裝下去了。
最近我好好想了想,其實我從來都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麼感覺,因為我已經習慣了去滿足別人的要求,我從小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給別人看的,為了讓我母親滿意(可是她到現在對我也沒有滿意過),至於我到底是誰,什麼是屬於我個人的需要,我真正喜歡什麼,我根本就不知道,也很少去想過。
我把一切都給了我的家人和家庭,為維護這個家庭的形象我做了一切努力,並從來沒有懷疑過這就是我的職責。
我從小就學習優秀,屬於聽話懂事,話不多,做事認真,但一點沒有幽默感的那種人。
我母親是個沉默、令人生畏的女人,記憶中她從來沒有表揚過我,但是一說話就讓我膽戰心驚。
她的眼睛裡總是充滿了對我的無聲不滿和不屑,不論是對我的長相、穿戴、習慣、說話方式還是做的任何事——凡是和我有關的。
我不懂她為什麼要這樣,但是她對我弟弟卻總是贊不絕口,以他為榮,似乎他才是唯一應該被生出來的孩子。

  結果是,我從小就恐懼我的母親,也恨她;但是長大以後我的性格卻又與她的何其相似——古板,自我壓抑,感情冷漠,無趣之極。悲哉!

  有一次,我在通往自己辦公室的樓道裡無意中聽到我的兩個學生的對話。
其中一個叫麗莎的說:「我最討厭的就是像艾森伯格教授那樣刻板的女人了,聲音像生了銹的腳踏車,講課的語調就像她手裡的教育學教課書,枯燥至極!」
另一個叫艾莉森的女生調侃地說:「真不知道什麼樣的男人會娶這樣的女人」,
麗薩回答說:「艾森伯格教授可是個好人,我哥上過他的課,唉,真是太可惜了!
其實,這兩個學生對我的評價基本上和我對自己的看法不相上下。
我聽過一個故事,說是在印度,如果把一只小象拴在一個木樁上,它經過多次無效掙扎而無法逃脫之後,就會自動放棄逃跑,乖乖地站在那裡,無論周圍有人還是無人。
盡管它後來長得又高又大,用鼻子輕輕一拉那個小木樁就會被拔掉,可是他依舊像小時候那樣馴服地站在那裡,連嘗試逃跑和拔掉木樁的念頭都沒了。
只因為他已經相信逃跑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小時候的經驗變成了它一生的信仰。
一個小小的木樁竟然可以什麼也不做就永久地控制了有著龐大身軀的大象。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過來的。
我母親現在已經風燭殘年,耳聾眼花,但即便如此,我每次看見她的時候,仍能感到她可以用她那蔑視的眼光把我摧毀。
因為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熟悉她那令人恐懼的目光和身影,盡管現在的她已雙眼渾濁,白內障讓她看不清東西,記憶力也幾乎完全喪失。

  現在,臨終這件事終於發生在了我身上,比我 86 歲的母親還要早!我如果再不掙脫她對我的一切無形的精神桎梏就太晚了。
可是,不按照她的要求去生活,我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樣優秀的人,那我會是什麼樣的呢?我強迫自己直面從來不敢去想的可能:你這一生到底最想做什麼,不論能不能做,也不論你有沒有做過?

  昨天下午去了一趟醫院,回來後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漫無目的地(得病前我很少這樣做)在哥大對面的河濱公園裡散步;我心裡很亂,但從表面上誰也不會看出來。
我來到一個兒童游戲場的沙坑前站住了,沙坑裡有幾個四五歲的孩子正玩得起勁,弄得滿身滿臉都是沙,而他們的年輕父母則坐在一邊的椅子上閒聊。
小家伙們有的奮力挖沙,有的倒水和泥,填進塑料桶裡,再倒出來;有的在築城堡和挖溝渠……我看得出了神,腳再也挪不動了。
就在那一瞬間,我忽然知道了我的生活裡缺少了什麼,也就是我最想做但不能做也從來沒有嘗試去做的事。
我驚訝地聽見一個聲音在我心裡大聲喊:我也想像這些小孩一樣拍泥巴,堆沙子,然後推倒,向別人身上潑水,毫無顧忌地砸東西,撕紙,再痛快地罵人,搞各種惡作劇,然後像喜劇演員那樣露出牙齒哈哈怪笑……我從來都沒有做過這樣的事,一次都沒有過!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嚴格監督的學習中度過的。
我的母親從小就讓我知道,喜歡玩的孩子肯定學習不好,將來也必定沒出息。
我的父母都是正統的猶太人,家教比一般的猶太家庭還要嚴。
在我一生中,我母親無數次地提到她的父親和母親是如何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她尤其喜歡單獨向我說起那些讓人毛骨悚然的駭人細節。
在她一遍又一遍的重復中,我一次次地感到,是我,而不是我的外公和外婆,在地獄地般的毒氣室裡掙扎,窒息,難看地死去。
我不明白她為什麼要看著還是小女孩的我被嚇得臉色慘白,幾乎無法呼吸,又不敢哭出聲音時,便走開了。
每次我都會在她走後發瘋一般地跑到院子裡堆放舊東西的庫房裡,把門關緊,然後捂著嘴大哭一場。
後來我大了一些,開始認為我母親那樣做是在把對納粹的仇恨轉換成對我的超苛刻的要求,似乎讓我從小就必須體驗無助、恐懼、絕望的經歷才能使我成人似的。
而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從小在這樣的恐嚇和重壓下的確完成了她的心願,總是保持一流的學業,長大以後也確實出人頭地了,但是幸福卻與我絕緣了——那是物質生活和社會地位根本不能取代的。

  我就是印度人故事裡的那個小象,很小的時候即使有過這樣那樣的願望,也都被我母親嚴厲的目光制止和泯滅了。
我母親的目光就是我生命中的那個小木樁。
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必定會嘗試反抗我母親那讓我顫抖了一輩子的銳利目光,那總是對我不滿意的目光,和對那些聽了無數遍的恐怖故事說“不”,不論代價和結果是什麼。
我必須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知道我為什麼憤怒,知道我也可以生氣和高興,並不因為我母親的情緒需要而壓抑自己,永遠做無條件的妥協。

  太奇怪了,一個小孩玩沙子的快樂在我臨死前竟成了高於一切的渴望!可這是真的,一個最最真實的渴望!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真的去玩沙子,但是臨死前敢把這個願望說出來,說明那個永遠的小木樁已經被我遲來的勇氣踹動了根基。
我已經失眠幾十年了,很快我就可以睡一個再踏實不過的覺了。

  感謝你為我保留這份遺囑。
永別了,陌生的朋友。

也許,我們每個人都熟悉這位教授的母親眼睛裡的那種東西:
永遠的否定,不論多麼努力;
永久的自卑,無論多麼拼命想擺脫。
每個人生命中都有那根小木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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