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中秋次日,從太平洋彼岸傳來姐姐離開人世的消息。
那幾天,我的腦海中一片空白,時常呆坐半天,什麼也想不出來。
再讀《童言無忌》中的「弟弟」,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汩汩而下。
「很美」的我,已經年老;「沒志氣」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個凡夫。

  這麼多年以來,我和姐姐一樣,也是一個人孤單地過著。
但我心裡並不覺得孤獨,因為知道姐姐還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國)和我同存於世。
尤其讀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覺得親切。
姐姐待我亦如常人,總是疏於音問。
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
不管世事如何變幻,我和她仍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底是永世不會改變的。

顯赫家世下的悲劇童年

  以前評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會提到她的顯赫家世。
我們的祖父張佩綸,光緒年間官至都察院侍講署佐副都史,是「清流黨」的要角;
我們的祖母李菊耦則是李鴻章的大女兒。
母系的黃家─首任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以及繼母系的孫家--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孫寶琦,也都間接或直接地對我姐姐有所影響。

  我們的父親和母親,一個是張御史的少爺,一個是黃軍門的小姐,結婚時是一對人人稱羨的金童玉女。
5 年之後,1920 年 9 月,母親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 12 月生下我,小名小魁。

  我開始有記憶的時候,我們家已經從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個寬敞的花園洋房裡。
那是 1924 年,姐姐 4 歲,我 3 歲。
那時我父親和同父異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產。
我母親也有一份豐厚的陪嫁,日子過得很寬裕。
但不久父親結識了一班酒肉朋友,開始花天酒地,嫖妓、養姨太太、賭錢、吸大煙,一步步墮落下去。

  母親雖然出身傳統世家,思想觀念並不保守。
尤其受五四運動和自身經驗的影響,她對男女不平等和舊社會的腐敗習氣深惡痛絕。
對於父親的墮落,母親不但不容忍,還發言干預,這就和父親有了矛盾。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親這一邊。
後來她們發現兩個女人的發言對一個男人並沒產生效力,就相偕離家出走以示抗議--名義上是出國留學。
那時我母親 28 歲,已有兩個孩子。
這樣的身分還要出國留學,在當時的社會是個異類。

  十多年裡,我們家從上海搬到天津,又從天津搬回上海,然母親遠走英國,又回到上海家中,與父親離婚後再次出國。
但姐姐與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 1938 年她逃離這個家。

  父母離婚後,父親為我們找了個繼母。
記得繼母剛進門那段時間,和我姐姐表面上還保持著禮節性的見面招呼,偶爾也談談天氣,聊聊日常生活。
那年暑假,姐姐在父親書房裡寫作文,寫完放在那裡,到舅舅家去玩。
繼母無意中看到這篇作文,題目是「繼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這篇文章把一個繼母的處境和心情刻畫得十分深刻、細膩;繼母看完很感動,認為姐姐的這篇作文簡直就是設身處地為她而寫。
後來凡有親友到我家,繼母就把《繼母的心》這篇文章的大意說個不停,誇姐姐會寫文章。
1937 年夏,姐姐從聖瑪利亞女校畢業,她向父親提出要到英國留學,結果不但遭到拒絕,還受到繼母的冷嘲熱諷。
父親那時的經濟狀況還沒有轉壞,但他和繼母吸鴉片的日常開支太多,捨不得拿出一大筆錢來讓姐姐出國。
姐姐當然很失望,也很不高興,對父親和繼母的態度就比較冷淡了。
1937 年秋,姐姐和繼母發生衝突,繼母罵了她,還打了她一巴掌。
姐姐拿手去擋,繼母卻說姐姐要打她,上樓去告狀,父親不問青紅皂白,跑下來對姐姐一陣拳打腳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還不罷手。
他打姐姐時嘴裡一直說著:
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虧祖母留下的老傭人何幹不顧一切地把他拉開,姐姐才沒有真的被他打死。

  姐姐當著全家大小受這一頓打,心裡的屈辱羞憤無處發洩,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親已下令關門,連鑰匙也沒收了。
之後,姐姐就被軟禁在樓下一間空房間裡。
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幹,父親不許任何人和她見面、交談,還囑咐看守大門的兩個警衛務必看緊,不許姐姐走出門。
姐姐在那間空房裡也沒閒著,每天清晨起來後,她就在落地長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鍛鍊身體,偷偷地為她的逃走做準備。
後來她得了痢疾,身體虛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父親從何幹那裡知道姐姐患了痢疾,卻不給她請醫生,也不給她吃藥,眼見病一天天嚴重;何幹唯恐發生什麼意外,就躲過繼母,偷偷告訴父親。

  何幹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僕,說話比較有分量。
父親也考慮到,如果撒手不管,萬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惡父」害死女兒的壞名聲;
於是父親選擇了消炎的抗生素針劑,趁繼母不注意的時候到樓下去為姐姐注射;
這樣注射了幾次後,姐姐的病情被控制住了;
加上何干的細心照料和飲食調養,姐姐終於恢復了健康。

  1938 年初,姐姐趁兩個警衛換班的空檔,偷偷從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沒有回來。
1944 年,姐姐在《天地》月刊第 10 期發表《私語》,把她被軟禁、生病、逃走的經過細說了一遍,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她漏寫了一段,就是父親幫她打針醫治痢疾的細節。
父親後來看到這篇文章,除了難堪與矛盾,已經無法生氣--那時姐姐已是上海最紅的作家了。

姐姐不屑為我寫稿

  1943 年秋,上海正值「孤島」時期,我和幾位同學決定合辦一個刊物--《飆》。
希望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飆》能帶來一陣暴風雨,洗刷人們的苦悶心靈。
記得當時約到稿件的名家有唐弢、董樂山等;但編輯張信錦對我說:
你姐姐現在是上海最紅的作家,她隨便寫一篇哪怕只是幾百字的短文,也可為刊物增色不少。
我想也有道理,就去找姐姐約稿。
還沒走到姐姐的住處,我就想到這樣貿然前去似乎不大妥當;姐姐當時可說是紅得發紫,向她約稿的著名報紙、雜誌很多,她成天在家裡做一個「寫作機器」也應付不了那許多約稿。
果不其然,聽完我的來意,她一口回絕:
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
說完她大概覺得這樣對我不像個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張她畫的素描說:
這張你們可以拿去做插圖。」
--她那時的文章大多自己畫插圖。
我從小被姐姐拒絕慣了,知道再說無益,就匆匆告辭。
回來之後,沮喪中,張信錦說:
那就請子靜先生寫一篇關於你姐姐特點的短文,這也很能吸引讀者。
我擔心姐姐看了會不高興,而在報上寫出聲明或否認的文章,但張信錦說:
不會吧?一來你是她弟弟,她怎麼能否認?二來稿子的內容一定無損於她的聲名形象,只會增加她的光彩,凸顯她不同於凡人的性格,我保證不會出什麼問題的。
張信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氣。
於是我憑著自小對她的觀察,寫了《我的姐姐 張愛玲》:
她的脾氣就是喜歡特別:隨便什麼事情總愛跟別人兩樣。
就拿穿衣裳來說吧,她頂喜歡穿古怪樣子的;
記得三年前她從香港回來,我去看她,她穿著一件矮領子的布旗袍,大紅顏色的底子,上面印著一朵一朵藍色的大花,兩邊都沒有紐扣,是跟外國衣裳一樣鑽進去穿的;
領子真矮,可以說沒有,在領子下面打著一個結子,袖子短到肩膀,長度只到膝蓋。
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旗袍,少不得要問問她這是不是最新式的樣子,她淡漠地笑道:
你真是少見多怪,在香港這種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這樣不夠特別呢!」
嚇得我不敢再往下問了。

  我還聽別人說,有一次她的一個朋友的哥哥結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樣子繡花的襖褲去道喜,滿座的賓客為之驚奇不止。
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樣少見多怪。
還有一回我們許多人到杭州去玩,剛到的第二天,她看報上登著上海電影院的廣告--談瑛演的《風》,就非要當天回上海看不可,大夥怎樣挽留也沒用。結果只好由我陪她回來,一下火車就到電影院,連趕了兩場。
回來我的頭痛得要命,而她卻說:
幸虧今天趕回來看,要不然我心裡不知道多麼難過呢!
她不大認識路,在從前她每次出門總是坐汽車時多,她告訴車夫到哪裡去,車夫把車開到目的地,她下車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
有一次她讓我到工部局圖書館去借書,我問她怎麼走法,在什麼路上,她說路名我不知道--你不要覺得奇怪,我們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認識路的。
大概天才總跟別人兩樣點吧。

  她能畫很好的鉛筆畫,也能彈彈鋼琴,可她對這兩樣並不十分感興趣,她還是比較喜歡看小說。
《紅樓夢》跟英國小說家毛姆(代表作《人性枷鎖》等)寫的東西她頂愛看;
還有老舍的《二馬》、《離婚》、《牛天賜傳》,穆時英的《南北極》,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歡看的。
她現在寫的小說,一般人說受《紅樓夢》跟毛姆的作品影響很多,但我認為上述其他各家給她的影響也多少有一點。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說:
你姐姐真有本事,隨便什麼英文書,她都能拿起來就看,即使一本物理或化學書。」
她是看裡面的英文寫法,至於內容,她不去注意,這也是她英文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
她的英文寫得流利、自然、生動,活潑,即使我再學十年,也未必能趕得上她的一半。
她曾經跟我說:
一個人假使沒有什麼特長,最好是做得特別,可以引人注意。
 我認為與其做一個平庸的人過一輩子清閒生活,終其身,默默無聞,不如做一個特別的人,做點特別的事,讓大家都曉得有這麼一個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壞,但名氣總歸有了。」

這也許就是她做人的哲學。

  這篇短文於 1944 年 10 月在《飆》創刊號發表後,果然吸引了不少讀者。
姐姐給我的那張素描《無國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
這是我們姐弟此生唯一的一次圖文合作。
雜誌出版後,我拿了一本給姐姐,她看了我的「處女作」,並沒有表示不悅,我才放了心。

為愛情「萎謝」

  姐姐在才情上遺傳了我父親的文學素養與我母親的藝術造詣,但在相貌上她長得較像父親:
眼睛細小,長身玉立。
我則較像母親:
濃眉大眼,身材中等。
不過在性格上又反過來了:
我遺傳了父親的與世無爭,近於懦弱;
姐姐則遺傳了母親湖南女子的剛烈,十分強悍,她要的東西一定要,不要的一定不要。
這樣的性格,加上我們在成長歲月裡受到的種種挫折,使她的心靈很早就建立了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
自衛、自私、自我沉溺。

  姐姐與胡蘭成相識,是在 1943 年 12 月。
胡蘭成在蘇青主編的 11 月號《天地月刊》上讀到姐姐的《封鎖》,「才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地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
他從蘇青那裡取得姐姐在「靜安寺路赫德路口 192 號公寓 6 樓 65 室」的地址,就去登門求見。
當天未蒙姐姐接見,但留下名片。
第二天姐姐即打電話給他,此後二人就開始了往來。
到了 1944 年 8 月,胡蘭成與前妻離婚後,他們就秘密結婚了。

胡蘭成寫《評張愛玲》並發表的那段時間,正是姐姐與他的熱戀期,只是當時我未能從那些溢美之詞中讀出弦外之音。
胡蘭成在文章中說:
張愛玲先生的散文與小說,如果拿顏色來比方,其明亮的一面是銀紫色的,其陰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和她相處,總覺得她是貴族,其實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買小菜。
 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華的人也會感受威脅,看出自己的寒磣,不過是暴發戶。」

  胡蘭成當時官拜汪偽維新政府宣傳部政務次長。
他能言善道,筆底生花,姐姐與他認識後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也不忌諱他的「漢奸」身分。
姐姐聰明一世,愛情上卻沉迷一時;這段婚姻沒給她安穩、幸福,反倒帶給她一連串深深的傷害。
胡蘭成說她「不會跌倒」,她卻為胡蘭成跌倒了。

  姐姐最後不得不無奈地說:
我想過,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亦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再愛別人,我將只是萎謝了。
不辭,而永別。

  1951 年,有一次我去看姐姐,問她對未來有什麼打算,我們雖然不談政治,但對政治大環境的改變不可能無知。
1952 年,我調到浦東鄉下教書。
那時大家都忙著政治學習,我也較少回上海市區,和姐姐見面的機會就少了。
8 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她住的公寓找她。
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
你姐姐已經走了(去了香港)。」
說完就關上了門。

  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
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
或許因為這樣,她才走了,走到一個她追尋的遠方,此生再也沒有回來。

摘自《文史博覽》2012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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