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叔隨筆

　　我是一個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麼帽子，無論高的，還是矮的，我都不想有。
因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麼陰謀家、政治家，我僅僅就是一個商人而已。
了解這一點，你就很容易讀懂我的自我辯護。
很多時候，我的選擇，是因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選擇，不是因為我想進行這樣的艱難選擇。

　　1928年我出生在中國廣東潮州，出生時没有什麼特殊的異象，預示我以後成為一個偉大的企業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
目前各種關於我的各種傳記，絕大多數是基於文學演譯的穿鑿附會，你們都不要信。
如果我可以選擇我的出生，我寧願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國家。

　　和多數普通潮州人一樣，父親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學，進入觀海寺小學唸書，讀的是一些傳統愛國愛家的思想書籍。
我成績既不優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孩子，放在街頭，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没有什麼異樣。

　　如果没有戰争，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會來香港，那麼我可能度過平庸的一生，也或者過早死於戰火，或者過早死於飢荒和疾病。
當然，也可能僥倖度過這些劫難，現在潮州的某一個街道或村莊，悠閒地踱着步伐，没有被批判，也没有鮮花和掌聲。
當然，很可能比現在貧窮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現在幸福。

　　因為日本侵華，我逃到了香港。
同時因為後來的中國內戰，我留在香港没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開啟，人生被徹底改變。
請注意這個關鍵點，這些並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動選擇的，我也是被時代的大潮裹挾到了香港，不是榮耀的移民，而是逃離的難民。
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為了經商和學習，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訪親，純粹是尋找一份家的感覺。

　　有一些東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動能選擇的，這一點很重要。
這就是我的命運，我的人生。
但是我在最艱難的被動選擇裡，選擇了相對較好的結果，這是我的成功之處。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我寧願不要這些艱難的選擇。我希望我的孩子們、我的同事們、甚至每一個中國人，都能有主動選擇的餘地，從容安排他們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誠。

　　我從普通的學徒、店員、街頭推銷員一步一步做起來的，直到塑料花場的總經理。
在其中我積累了不少經驗，那段時間雖然過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實而快樂。
我早早失學，没有讀過太多的書，但是社會就是最好的學堂，我一直在學習，没有停止過，直到現在。
我充分理解失學的痛苦，所以後來援建了汕頭大學。
如果我能選擇，我願意坐在汕頭大學的課堂，而不是香港的寫字樓裡。

　　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創業的時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幫助，這一點我從不諱言。
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業之神，我感謝在我創業之初支持和幫助我的所有人。
不過我並不是什麼富二代、也没有去吃軟飯，我最終靠的是自己的能力，還有天時和運氣。
網上流傳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兩個極端，都非事。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來料加工業興起，歐美的生產轉移到香港，這是我的機會。現在回頭看來，我成為所謂的“塑膠花大王”，並不是因為我多厲害，只是順應了時勢而已。即使没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够享有此名。
事實上，我只是“塑膠花大王之一”，擅自稱王，是對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

　　真正困難的第一次抉擇，來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鬧事，導致香港的房地產一落千丈，那時候我的損失也很大。
這時候有一些人賣掉了房子和土地，離開了香港。
而我認為香港終將度過這些風波，於是買進了不少土地。
很多人認為我有眼光、低價收購土地儲備。
其實没有人關心我暗地裡的擔憂，私底下的恐慌。
如果左派鬧事成功，我將一文不名，甚至成為資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樓的名單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富比世富豪榜上。

　　在這個過程中，風險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霑的，我不認為這有什麼道德準則和商業原則的錯誤，它就是一樁生意而已，可能賺，也可能虧，而且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渊的高風險生意。
任何過度的解讀都是陰謀論，都是事後諸葛亮。

　　其後從我們長江實業的上市，到購入老牌英資商行“和記黄埔”的部分股權，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
有錢賺是生意人的根本價值，做生意要遵從雙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則，當年購買我們股票的股民們也都有豐厚的利潤。
雖然因為緣分我心懷感恩，但本質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懷什麼。

　　說得比較遠了，我說一下現在網上各種對我的指責，說我忘恩負義，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後轉移資產到歐洲，面對經濟危機不是承擔責任而是全面撤資、影響到中國的面子和信心，並高呼“别讓李嘉誠跑了”。
甚至說香港目前的經濟停滯困難，是我們這些“豪族”畸形的經濟手法導致的。

　　我想寫這類文章和贊成這些觀點的，也是抱持善意，他們愛國愛民的心我能理解。
但是他們不懂起碼的商業原則，以及市場經濟的運作真相，甚至於，他們不懂真正的人性。

　　讓我們回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文革結束、90年代初重啟改革、97年香港回歸之際，香港的社會波詭雲譎，各種傳言甚囂塵上，對是否改革開放、是否會回到文革、是否會全面實現市場經濟、是否保持一國兩制等重大問題，抱有疑慮的非常多。
在每一個政治關鍵的節點，都有大量的動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
每一個人都面對這些艱難的選擇。

　　我只是一個商人，在每一個關鍵節點的選擇上，我認為風險與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斷不同。
於是我在大陸遍地投資，港口、地產、金融、科技等領域都有涉及。
指責我的文章說我與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權力資源。
這是典型的事後判斷。

　　回到當年，我選擇與官方進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樣獲得了巨大的回報，這本質上依舊是一門生意，尤其是風險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
我感謝當時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幫助了他們，帶來了急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讓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對中國更有信心。
在本質上，我們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這就是生意。

　　中國經濟整體依舊是向好的，這個我肯定。
13億的人口和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機會肯定是無限的。但是經過了這麼多年的高速增長，以及信貸過度，已經來到了一個峰值，下一步會怎麼樣，我也不會貿然下結論，但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商人的首要目標是讓資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
我當年大舉投資大陸和現在全球布局，時間點不一樣，考慮的自然不一樣，但都是基於這樣的考慮。
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
就是現在，我在大陸依舊還有不少投資。

　　如《别讓李嘉誠跑了》一文所說，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歸這些重要的節點，我的選擇正確，因而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事實上，正常的商業是不需要經過這種政治選擇的，而是相對純粹的經濟考量。
有正常的政治氛圍和良好的商業環境，就不會存在誰跑不跑的問題。
存在這個問題，恰恰就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在職業上，我是一個純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來衡量我。
如果不能做一個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職業是失敗的，人生也是殘缺的。
不賺錢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資本利潤去做善事。
很多人認為，商業賺了錢之後，應該回報社會。
這個我是認同的。
但是如何回報社會，這個分歧巨大。
難道商人應該虧本，去補貼國家和政府嗎？
這顯然是荒謬的。

　　我們回報社會，首要條件就是營利、賺前，這樣才能回報人民。
企業没有教導人民的責任和義務，宗教和教育才是。
我們通過守法經營以身作則，同時用資本捐助學校來達到教育的目的，通過捐助貧民來達到扶助的目的。
如果我們虧錢，那什麼都不可能去做。
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專業的大專院校來的差。
這就是最好的商業，最好的教育。

　　香港需要尋找未來，大陸需要尋找未来，大中華區需要尋找未來，全世界都需要尋找未來，但是我需要尋找的只是利潤。
地產、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對我來說，誰是趨勢、誰利潤更大才是我要考慮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說教。
不要試圖讓商人去承擔國家的政治責任，也不要試圖用政治去影響商人的經營理念。
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商業的規商業，政治的歸政治。
我就是一個商人，會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絕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們的事情。

　　我今年87歲了，已經是古稀之年，安全比利潤對我來說更重要。
我從來就不是大家說的是什麼超人，我可能算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實更是一個普通的人，甚至是一個老人。
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而不想在晚年再横生枝節。
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業在我故去之後，正常運轉，得到良好的繼承。

　　我最後反覆强調一點，我是一個商人，也是一個慈善人士，但絕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
我參與興建汕頭大學、汕頭大學附屬醫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後達到150億港元，且絕大多數都花在大中華區。
這都是純粹捐獻，没有任何利益可圖。這是我最引以為驕傲的所在。
能為家鄉人做事，能為祖國盡一份力量，是我的榮幸。
我只是可能用的錢多一點，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獻一樣，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麼，也不低什麼。
汕頭大學的畢業典禮，我風雨無阻地前去參加，力所能及地以過來人說說一些人生經驗，但絕没有任何姿態，那裡純粹是老師們的課堂。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實我像你們現在的同事，也像你鄰居的老頭而已。
我和他們一樣犯過錯誤，也和他們一樣慈祥友愛。
我承擔了我的錯誤，也獲得了我的榮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負責，你們每一個人同樣也是。
不要給我過多的褒揚，也没有必要潑給我很多髒水，雖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對你自己心靈的灼傷，以及毒化中國人脆弱的輿論環境。

　　我的生意或許部分不在中國，但是我的心一直在這裡，根依舊扎在這裡。
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終我們都是地球村的居民。
我愛我的家鄉，我愛我的故鄉，我愛我的祖國，我也愛我們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愛真摯而深沉，和你一樣。

　　李嘉誠不會跑，也不願跑，更跑不了。
這是我的真心，也是我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