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叔隨筆

　　1995 年中秋次日，從太平洋彼岸傳來姐姐離開人世的消息。
那幾天，我的腦海中一片空白，時常呆坐半天，什麼也想不出來。
再讀《童言無忌》中的「弟弟」，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汩汩而下。
「很美」的我，已經年老；「沒志氣」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個凡夫。

　　這麼多年以來，我和姐姐一樣，也是一個人孤單地過著。
但我心裡並不覺得孤獨，因為知道姐姐還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國）和我同存於世。
尤其讀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覺得親切。
姐姐待我亦如常人，總是疏於音問。
我瞭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
不管世事如何變幻，我和她仍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底是永世不會改變的。

顯赫家世下的悲劇童年

　　以前評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會提到她的顯赫家世。
我們的祖父張佩綸，光緒年間官至都察院侍講署佐副都史，是「清流黨」的要角；
我們的祖母李菊耦則是李鴻章的大女兒。
母系的黃家─首任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以及繼母系的孫家－－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孫寶琦，也都間接或直接地對我姐姐有所影響。

　　我們的父親和母親，一個是張御史的少爺，一個是黃軍門的小姐，結婚時是一對人人稱羨的金童玉女。
5 年之後，1920 年 9 月，母親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 12 月生下我，小名小魁。

　　我開始有記憶的時候，我們家已經從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個寬敞的花園洋房裡。
那是 1924 年，姐姐 4 歲，我 3 歲。
那時我父親和同父異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產。
我母親也有一份豐厚的陪嫁，日子過得很寬裕。
但不久父親結識了一班酒肉朋友，開始花天酒地，嫖妓、養姨太太、賭錢、吸大煙，一步步墮落下去。

　　母親雖然出身傳統世家，思想觀念並不保守。
尤其受五四運動和自身經驗的影響，她對男女不平等和舊社會的腐敗習氣深惡痛絕。
對於父親的墮落，母親不但不容忍，還發言干預，這就和父親有了矛盾。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親這一邊。
後來她們發現兩個女人的發言對一個男人並沒產生效力，就相偕離家出走以示抗議－－名義上是出國留學。
那時我母親 28 歲，已有兩個孩子。
這樣的身分還要出國留學，在當時的社會是個異類。

　　十多年裡，我們家從上海搬到天津，又從天津搬回上海，然母親遠走英國，又回到上海家中，與父親離婚後再次出國。
但姐姐與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 1938 年她逃離這個家。

　　父母離婚後，父親為我們找了個繼母。
記得繼母剛進門那段時間，和我姐姐表面上還保持著禮節性的見面招呼，偶爾也談談天氣，聊聊日常生活。
那年暑假，姐姐在父親書房裡寫作文，寫完放在那裡，到舅舅家去玩。
繼母無意中看到這篇作文，題目是「繼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這篇文章把一個繼母的處境和心情刻畫得十分深刻、細膩；繼母看完很感動，認為姐姐的這篇作文簡直就是設身處地為她而寫。
後來凡有親友到我家，繼母就把《繼母的心》這篇文章的大意說個不停，誇姐姐會寫文章。
1937 年夏，姐姐從聖瑪利亞女校畢業，她向父親提出要到英國留學，結果不但遭到拒絕，還受到繼母的冷嘲熱諷。
父親那時的經濟狀況還沒有轉壞，但他和繼母吸鴉片的日常開支太多，捨不得拿出一大筆錢來讓姐姐出國。
姐姐當然很失望，也很不高興，對父親和繼母的態度就比較冷淡了。
1937 年秋，姐姐和繼母發生衝突，繼母罵了她，還打了她一巴掌。
姐姐拿手去擋，繼母卻說姐姐要打她，上樓去告狀，父親不問青紅皂白，跑下來對姐姐一陣拳打腳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還不罷手。
他打姐姐時嘴裡一直說著：
「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虧祖母留下的老傭人何幹不顧一切地把他拉開，姐姐才沒有真的被他打死。

　　姐姐當著全家大小受這一頓打，心裡的屈辱羞憤無處發洩，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親已下令關門，連鑰匙也沒收了。
之後，姐姐就被軟禁在樓下一間空房間裡。
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幹，父親不許任何人和她見面、交談，還囑咐看守大門的兩個警衛務必看緊，不許姐姐走出門。
姐姐在那間空房裡也沒閒著，每天清晨起來後，她就在落地長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鍛鍊身體，偷偷地為她的逃走做準備。
後來她得了痢疾，身體虛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父親從何幹那裡知道姐姐患了痢疾，卻不給她請醫生，也不給她吃藥，眼見病一天天嚴重；何幹唯恐發生什麼意外，就躲過繼母，偷偷告訴父親。

　　何幹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僕，說話比較有分量。
父親也考慮到，如果撒手不管，萬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惡父」害死女兒的壞名聲；
於是父親選擇了消炎的抗生素針劑，趁繼母不注意的時候到樓下去為姐姐注射；
這樣注射了幾次後，姐姐的病情被控制住了；
加上何干的細心照料和飲食調養，姐姐終於恢復了健康。

　　1938 年初，姐姐趁兩個警衛換班的空檔，偷偷從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沒有回來。
1944 年，姐姐在《天地》月刊第 10 期發表《私語》，把她被軟禁、生病、逃走的經過細說了一遍，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她漏寫了一段，就是父親幫她打針醫治痢疾的細節。
父親後來看到這篇文章，除了難堪與矛盾，已經無法生氣－－那時姐姐已是上海最紅的作家了。

姐姐不屑為我寫稿

　　1943 年秋，上海正值「孤島」時期，我和幾位同學決定合辦一個刊物－－《飆》。
希望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飆》能帶來一陣暴風雨，洗刷人們的苦悶心靈。
記得當時約到稿件的名家有唐弢、董樂山等；但編輯張信錦對我說：
「你姐姐現在是上海最紅的作家，她隨便寫一篇哪怕只是幾百字的短文，也可為刊物增色不少。」
我想也有道理，就去找姐姐約稿。
還沒走到姐姐的住處，我就想到這樣貿然前去似乎不大妥當；姐姐當時可說是紅得發紫，向她約稿的著名報紙、雜誌很多，她成天在家裡做一個「寫作機器」也應付不了那許多約稿。
果不其然，聽完我的來意，她一口回絕：
「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
說完她大概覺得這樣對我不像個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張她畫的素描說：
「這張你們可以拿去做插圖。」
－－她那時的文章大多自己畫插圖。
我從小被姐姐拒絕慣了，知道再說無益，就匆匆告辭。
回來之後，沮喪中，張信錦說：
「那就請子靜先生寫一篇關於你姐姐特點的短文，這也很能吸引讀者。」
我擔心姐姐看了會不高興，而在報上寫出聲明或否認的文章，但張信錦說：
「不會吧？一來你是她弟弟，她怎麼能否認？二來稿子的內容一定無損於她的聲名形象，只會增加她的光彩，凸顯她不同於凡人的性格，我保證不會出什麼問題的。」
張信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氣。
於是我憑著自小對她的觀察，寫了《我的姐姐 張愛玲》：
她的脾氣就是喜歡特別：隨便什麼事情總愛跟別人兩樣。
就拿穿衣裳來說吧，她頂喜歡穿古怪樣子的；
記得三年前她從香港回來，我去看她，她穿著一件矮領子的布旗袍，大紅顏色的底子，上面印著一朵一朵藍色的大花，兩邊都沒有紐扣，是跟外國衣裳一樣鑽進去穿的；
領子真矮，可以說沒有，在領子下面打著一個結子，袖子短到肩膀，長度只到膝蓋。
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旗袍，少不得要問問她這是不是最新式的樣子，她淡漠地笑道：
「你真是少見多怪，在香港這種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這樣不夠特別呢！」
嚇得我不敢再往下問了。

　　我還聽別人說，有一次她的一個朋友的哥哥結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樣子繡花的襖褲去道喜，滿座的賓客為之驚奇不止。
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樣少見多怪。
還有一回我們許多人到杭州去玩，剛到的第二天，她看報上登著上海電影院的廣告－－談瑛演的《風》，就非要當天回上海看不可，大夥怎樣挽留也沒用。結果只好由我陪她回來，一下火車就到電影院，連趕了兩場。
回來我的頭痛得要命，而她卻說：
「幸虧今天趕回來看，要不然我心裡不知道多麼難過呢！」
她不大認識路，在從前她每次出門總是坐汽車時多，她告訴車夫到哪裡去，車夫把車開到目的地，她下車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
有一次她讓我到工部局圖書館去借書，我問她怎麼走法，在什麼路上，她說路名我不知道－－你不要覺得奇怪，我們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認識路的。
大概天才總跟別人兩樣點吧。

　　她能畫很好的鉛筆畫，也能彈彈鋼琴，可她對這兩樣並不十分感興趣，她還是比較喜歡看小說。
《紅樓夢》跟英國小說家毛姆（代表作《人性枷鎖》等）寫的東西她頂愛看；
還有老舍的《二馬》、《離婚》、《牛天賜傳》，穆時英的《南北極》，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歡看的。
她現在寫的小說，一般人說受《紅樓夢》跟毛姆的作品影響很多，但我認為上述其他各家給她的影響也多少有一點。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說：
「你姐姐真有本事，隨便什麼英文書，她都能拿起來就看，即使一本物理或化學書。」
她是看裡面的英文寫法，至於內容，她不去注意，這也是她英文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
她的英文寫得流利、自然、生動，活潑，即使我再學十年，也未必能趕得上她的一半。
她曾經跟我說：
「一個人假使沒有什麼特長，最好是做得特別，可以引人注意。
　我認為與其做一個平庸的人過一輩子清閒生活，終其身，默默無聞，不如做一個特別的人，做點特別的事，讓大家都曉得有這麼一個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壞，但名氣總歸有了。」
這也許就是她做人的哲學。

　　這篇短文於 1944 年 10 月在《飆》創刊號發表後，果然吸引了不少讀者。
姐姐給我的那張素描《無國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
這是我們姐弟此生唯一的一次圖文合作。
雜誌出版後，我拿了一本給姐姐，她看了我的「處女作」，並沒有表示不悅，我才放了心。

為愛情「萎謝」

　　姐姐在才情上遺傳了我父親的文學素養與我母親的藝術造詣，但在相貌上她長得較像父親：
眼睛細小，長身玉立。
我則較像母親：
濃眉大眼，身材中等。
不過在性格上又反過來了：
我遺傳了父親的與世無爭，近於懦弱；
姐姐則遺傳了母親湖南女子的剛烈，十分強悍，她要的東西一定要，不要的一定不要。
這樣的性格，加上我們在成長歲月裡受到的種種挫折，使她的心靈很早就建立了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
自衛、自私、自我沉溺。

　　姐姐與胡蘭成相識，是在 1943 年 12 月。
胡蘭成在蘇青主編的 11 月號《天地月刊》上讀到姐姐的《封鎖》，「才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地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
他從蘇青那裡取得姐姐在「靜安寺路赫德路口 192 號公寓 6 樓 65 室」的地址，就去登門求見。
當天未蒙姐姐接見，但留下名片。
第二天姐姐即打電話給他，此後二人就開始了往來。
到了 1944 年 8 月，胡蘭成與前妻離婚後，他們就秘密結婚了。

胡蘭成寫《評張愛玲》並發表的那段時間，正是姐姐與他的熱戀期，只是當時我未能從那些溢美之詞中讀出弦外之音。
胡蘭成在文章中說：
「張愛玲先生的散文與小說，如果拿顏色來比方，其明亮的一面是銀紫色的，其陰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和她相處，總覺得她是貴族，其實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買小菜。
　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華的人也會感受威脅，看出自己的寒磣，不過是暴發戶。」

　　胡蘭成當時官拜汪偽維新政府宣傳部政務次長。
他能言善道，筆底生花，姐姐與他認識後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也不忌諱他的「漢奸」身分。
姐姐聰明一世，愛情上卻沉迷一時；這段婚姻沒給她安穩、幸福，反倒帶給她一連串深深的傷害。
胡蘭成說她「不會跌倒」，她卻為胡蘭成跌倒了。

　　姐姐最後不得不無奈地說：
「我想過，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亦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再愛別人，我將只是萎謝了。」
不辭，而永別。

　　1951 年，有一次我去看姐姐，問她對未來有什麼打算，我們雖然不談政治，但對政治大環境的改變不可能無知。
1952 年，我調到浦東鄉下教書。
那時大家都忙著政治學習，我也較少回上海市區，和姐姐見面的機會就少了。
8 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她住的公寓找她。
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
「你姐姐已經走了（去了香港）。」
說完就關上了門。

　　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
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
或許因為這樣，她才走了，走到一個她追尋的遠方，此生再也沒有回來。

〈摘自《文史博覽》2012 年第 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