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與義和團莊帆－濠叔隨筆

　　當年慈禧因為相信義和團有神力，決定向列強宣戰。
結果打到一半還給洋人發電報，說你們沒受到實質傷害。
這樣的大清國不完才怪。

出品 | 網易浪潮工作室
撰文 |莊帆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公元1900年6月21日），清朝發佈了一道上諭，先是控訴了一番列強洋人幾十年來凶橫無理，欺人太甚，又鄭重地宣佈：
“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彼仗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凶焰，張我國威。……”
這就是有名的《宣戰上諭》，雖然是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出，但大家都知道，此時朝廷的真正掌權者實乃慈禧太后。
也就是說，那個嚷嚷著要“盡我國之地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慈禧，居然對八國聯軍下了宣戰書。

　　然而這道宣戰書是一道對內文件，也就是說，沒有明確宣佈向何國開戰，交戰諸國沒有一個國家收到宣戰書，甚至連盛京將軍（即東北三省的長官）過了幾天還一臉懵逼地問朝廷：“究系何國失和？”

　　美國人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中寫道：
“地獄裡有惡鬼，這是一位婦人受著藐視的時候怒氣之盛。”

慈禧為何如此震怒？
庚子年的戰端不僅在醞釀宣戰階段充滿戲劇性，連戰爭本身也很奇怪，令人欲探究竟。

26歲登上權力巔峰

　　慈禧是個什麼樣的人？
後來人更多地從她從戊戌政變開始的一系列行為出發，認為她出賣中國利益、滿足一己私慾；
但是要知道，沒有慈禧，就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漢族官僚的崛起，更不會有所謂的“同光中興”。
我們在感嘆洋務運動中諸省督撫的雄才大略時，也應該知道，這一切都要追溯到咸豐皇帝去世那年的“祺祥政變”。

　　正是在這場政變中，慈禧聯合恭親王奕忻，在京城先下手為強，果斷處理掉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肅順等“顧命八大臣”，奪取權力，並將新皇帝年號“祺祥”改為“同治”。
此後，清朝推行向西方學習的政策，重用曾、李、林、左等漢族大臣，開創了新局面。
這一年，慈禧年僅26歲，但決斷力已非常人能比。

〈慈禧太后。/Wikimedia〉

　　限於宮中環境，慈禧雖能讀書識字，但文化水平自然不會很高，但是她能重視以儒學為立身之本的漢族官僚，本身已極具遠見。
同時，她酷愛京劇舉國皆知，短淺的學識使她對京劇中的快意恩仇、斬妖除魔深信不疑，以及道教、佛教中一些奇門遁甲、奇詭法術。
這就為她後來對義和團“神拳”的信任埋下鋪墊。

　　經過戊戌政變，清理了朝野內外的變法派，慈禧再一次鞏固了權力。
但此時的清王朝已經是風雨飄搖。
帝國境內頗不和平，尤其是山東省新崛起的一個武術團體——自稱所練為“義和神拳”，所以稱為義和團。

〈義和團團民。/Wikipedia〉

　　對於這種組織，朝廷向來處置有方，或痛剿，或招安，視具體情況而定。
但這一次，義和團打出的“扶清滅洋”的旗號，令朝廷有些遲疑。
這個組織起於山東，發展速度極為迅猛，利用所謂“神拳”吸引了大量民眾，且其打擊對象主要是基督教堂、教徒，並沒有反清。

　　朝廷內部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如山東巡撫李秉衡主張剿滅，而他的後任張汝梅、毓賢主張招安加以利用，1900年接替毓賢的袁世凱又是強硬的主剿派。
但無論爭論如何，義和團並沒有引起朝廷更多的重視，它始終只是山東、直隷地方的局部事務。
如果沒有己亥建儲，沒有建儲後進一步公開化的帝、后之爭，義和團也許就此逐漸被剿滅、平息，在歷史長河裡連一絲漣漪都不起。

義和團的選邊表態決定了義和團的生死

　　己亥建儲是晚清政局的一大變數。
公元1900年1月，舊曆尚未過年，仍屬己亥年。
慈禧接受榮祿的建議，在鞏固自己地位的路上邁出了一大步：
以光緒帝名義頒詔，因無子嗣，故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儲君。
此舉明確表示，光緒帝已再無親政的可能。

　　慈禧最看重的列強對建儲一事持不滿態度。
外國公使們雖不得不與慈禧打交道，但普遍對傾向革新的光緒帝好感更強，希望清朝能在年輕皇帝的領導下趨向西化。
己亥建儲之前，英國公使竇納樂就曾經建議朝廷請一位外國醫生為光緒帝體檢，提供一份健康證明以緩解列強對太后欲行廢立的猜疑。

〈光緒皇帝。/Wikimedia〉

　　慈禧對洋人的不滿越來越深，但又苦於沒有辦法回擊。
這時候，義和團發揮作用了。

　　義和團在山東、直隷等地襲擊洋人、焚燬教堂、屠殺教民，列強對此極為不滿，所以各國公使多次要求清朝嚴行查剿。
但是，朝廷的態度頗為曖昧。
例如山東巡撫毓賢，對義和團的態度就傾向支持，甚至有“聯拳滅洋”的想法，後來迫於列強壓力，朝廷將毓賢免職而改任主剿的袁世凱，但隨即又嘉獎了毓賢。
朝廷和地方官員對義和團的溫和態度引起了列強的不安。
所以，各國決定自己增派軍隊進入天津、北京等地，保護僑民。

〈德國發表的清朝地方官員處死基督徒漫畫書。/Wikipedia〉

　　此舉當然是違背國際法的，但弱國無外交，清朝對此也只能默認。
實際上，說清朝一開始就決定扶持義和團也不符合事實。
清朝的態度一直是剿撫結合，有聚眾犯事者就殺一儆百，力圖把民眾運動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因為以往的經驗表明，剿之過急很可能反而把義和團的鬥爭矛頭引向朝廷。

　　管束既然不嚴，義和團就更加風生水起，甚至浩浩蕩蕩地湧進北京城，要“扶清滅洋”去了。
一路上，拳民們破壞鐵路，砍斷電報線，認為這些洋人的東西通通為不祥之物，結果使得東南各省與北京失去聯繫，劉坤一、張之洞和李鴻章等封疆大吏要給中央拍個電報，還得先發到上海，再由上海快馬加鞭送進京城。

〈天津義和團準備集結。/Wikipedia〉

　　義和團進京，列強保護僑民的軍隊也在試圖進京，時局越來越緊張。
身為決策中樞的慈禧太后，心緒也很複雜。
一方面，列強自然不能得罪，可是自己垂簾聽政的地位更加不能動搖。
而且義和團拳民有“神力”（是的，慈禧真的相信這個，後來戰事最緊急的時候，慈禧還曾經下旨要五台山的高僧普濟聯合義和團，用法術抗擊八國聯軍）。
更重要的是義和團在帝后之爭中的選邊表態。
光緒帝的維新立場與排外的義和團格格不入，光緒帝本就力主剿滅，義和團也對皇帝不敬，認為他被洋人法術迷昏頭腦，甚至稱他為“二毛子”，而對相信法術的老佛爺更加擁戴。

　　所以，如果能好好利用義和團和支持義和團的大臣們，慈禧在帝后之爭中就能加重籌碼。
但即使如此，時機未成熟，她也不敢明著表態。
就在《宣戰上諭》頒發的一個星期前，朝廷上諭還是這樣一副口吻：
“奸匪造作謡言，以仇教為名，擾及良善，於朝廷禁令視若弁髦，……此等匪徒，亟應嚴加剿辦，不容再事姑息。”

相信義和團有神力，慈禧終於下了決心

　　由於列強不斷增派軍隊，朝廷上諭便吩咐，京城兵已經足夠保護使館了，別讓他們再來了，
“此後各國如有續到之兵，仍欲來京，應即力為阻止。
……如各國不肯踐言，則釁自彼開，該督等須相機行事，朝廷不為遙制。
萬勿任令長驅直入，貽誤大局，是為至要。”
很明顯，這時候，恐慌的朝廷已經準備採取強硬立場，甚至不惜打上一仗。

〈19世紀末的時局圖。/Wikipedia〉

　　這種強硬立場不是沒有來源的。
舊曆五月二十日，也就是《宣戰上諭》頒佈的五天前，貝勒載濂上奏摺，稱他在剿滅拳匪的過程中發現“拳民能避火器，雖無確據，其勇猛之氣，不顧生死，實為敵人所憚”，並且認為：
“就大勢言之，拳民總宜善撫，不宜遽剿。
洋人總宜力拒，不可姑容。
剿拳民則失眾心，拒洋人則堅眾志”。
這一下可說到慈禧心窩裡了。

　　同一天，慈禧“叫大起兒”，也就是召集朝廷重臣，開了次御前會議。
此後幾天又叫了兩次“大起兒”，一共三次御前會議，確定了宣戰的方針。
這三次會議中，主張和列強一戰的大臣們以端王載漪、協辦大學士剛毅為首，和榮祿、袁昶、許景澄等主張剿匪的大臣吵成一片。
但慈禧終於決定宣戰，原因除了御前會議上部分大臣的支持，還有另外兩件極為關鍵的事情。

　　第一是所謂的“歸政照會”。
在第二次御前會議上，慈禧拿出了一份列強的照會，這份照會是江蘇糧道羅嘉傑通過榮祿呈上的。
這份列強的照會令慈禧的憤怒無以復加，據說比她得知康、梁要刺殺她的謀劃時還要憤怒。

〈榮祿。/Wikipedia〉

　　這份神奇的照會中最核心的一點，就是要慈禧太后歸政於光緒帝。
慈禧對此當然完全無法忍受，所以作出了宣戰決定。
後來史學界對此有所爭議，不過不管有沒有照會，榮祿確實在第二次御前會議之前向慈禧呈上了某些份量極重的情報。

　　第二件大事則是八國聯軍攻佔大沽砲臺和直隷總督裕祿的奏摺。
裕祿在奏摺上一方面上報了大沽砲臺失守的消息，但為了掩飾自己援救不力的失職，又假製出了一場虛構的勝利，說是“官軍連日力戰，並收撫義和團民，協助獲勝”，將戰爭過程描述得栩栩如生，最後說“自開仗以後，民心極固，軍氣甚揚。”
這場“勝利”，給慈禧的宣戰帶來了巨大的底氣。
收到奏摺的第二天，她就頒發上諭，向列強宣戰，並嘉獎義和團，命令清軍發起對各國使館的進攻。

〈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受清兵圍困方點陣圖。/Wikipedia〉

　　進攻使館一事，成了搖搖欲墜的晚清朝廷最後的笑柄之一。
首先在於此事完全無視國際法保護使館的相關原則，與其說是打仗，不如說是泄憤，甚至有挾持使館中滯留洋人充當人質來換取求和條件的意味。
打到一半的時候還要發電報給列強，說使館裡的人並沒有受到實質傷害。

　　也正因如此，攻打使館炮火雖猛，也造成了一些死傷，但打了一個多月愣是沒有打下來，直到慈禧下令停止攻打。
一位當時被困在使館中的外國人後來回憶：
“攻擊沒有一次幹到底，總是正當我們恐怕他們一定要成功的時候停住了——
假使在我們周圍的軍隊真的徹底而決心地攻擊的話，我們支持不了一個星期，或許連一天都支持不了。”

〈列強進駐北京後分管圖。/Wikipedia〉

　　戰敗後，慈禧在西逃的路上也曾經說：
“依我想起來，還算是有主意的，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翻臉的，中間有段時間，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
但雖是沒阻攔他們，始終中沒有叫他們盡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迴轉頭來，處處都留著餘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的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
不過我總是當家負責的人，現在鬧到如此，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人民，滿腔心事，更向何處訴說呢？”

　　然而後悔也已經太遲，西逃的慈禧和光緒帝吃盡苦頭，以至於要兩人共坐一張板凳，長嘆通宵的地步。
辛丑和約簽訂後，回到京城的慈禧終於決心改行“新政”，可惜天不假以時日十年過後，武昌起義的炮火就一把埋葬了大清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