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的老同學最近傳我一篇由同樣在眷村長大、年齡比我稍長,長年旅居海外的信懷南先生所做文章【最後一代的內地人】,我自己出生於 1949 年,正是中共建國政府遷來台灣的那一年,母親在澳門生我;
正是文章中所指在“1937到1950年在中國大陸或香港出生,台灣長大”只是沒有長住美國的那一族群。
我們看這篇文章格外親切,也勾起我許多眷村往事,現在王偉忠有關眷村的作品,市場上也受歡迎,先摘錄原文如後:

  【最後一代,指的是我們這批 1937 到 1950 年在中國大陸或香港出生,臺灣長大,長住美國的「內地人」。
我們是少數中的少數。
50 年後,當後世的中國人回頭研究這一段歷史,他們會發現我們這些「內地人」,是卡在東西文化的夾縫裡,遊走與外來與本土間,在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對中華文化抱殘守缺,對西方文明汲汲經營,非常特別的一代。
逐漸地我們這代都會隨風而逝。

  我們那一代生於戰亂,早生的遇到抗日,晚生的遇到內戰,很多生在四川,所以名為「渝生」、「蓉生」、「嘉陵」。
我們雖然生於戰亂,但卻因年齡太小而對逃難沒什麼印象。
我們跟著父母到了臺灣,變成「內地人」那不是我們的選擇,但回頭來看,這可能是我們命運中的一個 break。
如果我們沒去成臺灣,我想我們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活不到今天,我們是虎口餘生非常幸運的一群.。

  我們的童年是在臺灣過的;有的在北部的城市,有的在南部的田間。
穿過木屐,打過赤腳,玩過官兵抓強盜,睡過「榻榻米」。
雖然物質的享受很貧乏,但我們沒有餓過肚。
我們這一代,很多是在「眷村」長大的,有人怪我們住在臺灣那麼久還不會說台灣話,不夠本土。
我們不會說臺灣話不是我們的錯,那時候的政治大環境,在學校不准講,回家不會講,這筆帳沒理由算在我們頭上的。

  我們也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會讀書的一代。
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到留學,一路考下來,過五關、斬六將,個個身經百戰,久「烤」成精。

  大學畢業後,我們大多都選擇出國留學的這條路,學理工的特別多,有幾個理由:
(1)受到當年楊振寧,李政道榮獲諾貝爾獎的鼓舞,家庭,學校,社會都鼓勵我們"理工報國",在科技上光宗耀祖。
(2)家長們大多對政治沒興趣,對法律,醫科不瞭解。大多不推崇這些科系。
(3)留在美國找事容易。但當年看起來很正確的選擇卻埋下了後半輩子在美國沒安全感的種子。

【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美國」非吾土,「臺灣」憶舊遊。 】

  在臺灣,他們早些時候叫我們內地人,後來又找我們外省人。
到了中國大陸,他們稱呼我們為臺灣人,在美國我們是第一代移民。
中國人的子女,美國人的父母,我們的一生,不管住在那裡,始終還是過客而非歸人。
在政治認同上,我們對臺灣早年「白色恐怖」沒好感,因而對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不能認同。
我們愛臺灣也愛中國大陸,但我們不是新臺灣人而是身上有中華民族血液的美籍中國人。

  大多也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持支援的態度。對90年代以後臺灣的紛亂憂心忡忡。
40歲以前,我們多半是「有心腸」的自由主義者。
40歲以後,我們多半變成了把票投給美國民主黨但思想行為追隨共和黨的「有頭腦」。
我們這一代有一些人在保釣運動中熱情過,但大多數對政治運動選擇旁觀者的冷漠。
在我們的一生中,曾經目睹三個極為荒唐的政治鬧劇:
毛澤東和其信徒搞出來的「文化大革命」幾乎革掉了中國的命;
李登輝一個沒有誠信又搞「黑金」的政客,又以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居然把自己的黨搞垮;
民進黨的陳水扁,滿嘴謊話,作盡了貪汙腐敗和禍國殃民的事,竟然還賴在位子上想把臺灣徹底弄垮。
也難怪我們這代,大多數的人政治人物不信任。

  我們這輩的女孩子們,年輕的時候多半穿過「蓬蓬裙」,跳過吉路巴,聽過康妮弗蘭西斯,迷過「詹姆斯·迪恩」。
在計程車還沒出現的時候,約會路近靠走,路長坐三輪車。
我常想,現代的年輕人,把男女感情的境界看得太開放,太直接。
一般講起來,我們這代也是最後一代的「純情派」,是不合時宜的浪漫主義。

  我們對上要生養死葬我們的父母,對下會把最好的給子女。
當我們老了的時候,我們不會將負擔加諸在子女的身,我們是最後一代的「三明治」。
我們希望我們的小孩對中國文化多一些瞭解和認同,但12年中文學校下來,能認得「王大中」、「李小明」就不錯了。

  我們生的太晚,錯過了北伐、抗日、內戰、成大功、立大業轟轟烈烈的時代。
但我們也生得太早,臺灣經濟起飛的成果沒我們的份。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仍保留了一些中國人士不可弘毅,任重而道遠的美德。...
我們不是中國人中最偉大的一代,我們是「最後一代的內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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