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年 2 月 24 日下午,台北 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正在舉行新老院士歡迎酒會,參加酒會的,是學術界的最頂尖一群人物。
發表祝酒詞的,是 71 歲的院長胡適先生。
他指著台下的一位儀態端莊的女士說:
「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大物理學家。
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饒毓泰,一個就是這位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
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
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
……這一件事,我認為是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台下坐著的,正是胡適一生引為自豪的學生吳健雄——
當時“中央研究院”唯一的女院士,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唯一的華裔女院士,居里夫人之後國際物理學界當之無愧的“女王”。
忽然之間,胡適先生晃了一晃,仰身向後倒下,後腦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面上,立刻失去知覺……
親眼目睹這一切的吳健雄,當即泣不成聲。
一個多鐘頭以後,噩耗傳來。
吳健雄號啕痛哭,渾身顫慄,如果不是丈夫袁家騮扶著,她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
兩年前,吳健雄的父親去世。
悲痛之際,她第一個想到的,是寫信給胡適先生:
「我一生受我父親和您的影響最大,可惜我父親在今年正月三日在上海故世,從此生死永別,言念及此,肝腸寸斷,淚不自禁矣……」
終其一生,吳健雄都記得 1936 年剛到美國,胡適先生寫給她的那封信:
「你是很聰明的人,千萬珍重自愛,將來成就未可限量。
這還不是我要對你說的話,我要對你說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間,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讀文史的書,多讀其他科學,使胸襟闊大,使見解高明……做一個博學的人。」
在接下來的一週內,這個消息成為全台灣最大的新聞。
臨近中午,正在家裡打麻將的梁實秋接了一個電話,幾分鐘後他回到桌邊,另外三個朋友發現他整個人都怔住了。
過了好半天,他才說:「胡適先生過去了。」
傍晚,梁實秋接到採訪的電話,他說了八個字:「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
適之先生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裡,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
我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陳之藩在英國 曼徹斯特含著熱淚開始寫《在春風裡》;
李敖開始寫《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
胡適的論敵徐復觀則放下攻擊,開始寫《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
那一刻,殷海光看到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落日的餘暉;
那一刻,獄中的雷震滿眼淚水——
他還要等待很多年才會從監獄中走出來。
第二天,獄中的雷震在日記中寫道:
「昨天晚上聽到胡先生去世的消息,晚上做了一晚的夢。
先是大哭,夢中哭醒。
後來又做夢,和他在一起……
直到天亮起來為止。
今日上午看報,我兩次流淚,這是卅六年秋葬母以後的第一次哭,可見悲哀之甚。
這裡送報人說,拿到報,眼就流淚,許多看報的人哭了。」
第二天,他就安排蔣經國瞻仰遺容,順便帶去輓聯:
「新文化中 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 新思想的師表。」
死者為大,但這只是一句客套話。
就在胡適下葬以後的第二天,蔣介石在日記裡寫道:
「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這才是心裡話。
終其一生,胡適都希望做蔣介石的諍友,可惜,歷史沒有真正給他機會。
出門公幹,為了省下門前叫出租車要付的小費,他都是偷偷跑到大使館門前大道的拐角處才叫出租車。
夫人江冬秀給他寄衣服,他寫信說:
「一些衣服沒捨得穿,還都很新,不要多寄了!」
這就是 26 歲就拿 260 塊大洋月薪的胡適,這就是拿著“民國最高版稅”的胡適。
1962 年 3 月 2 日,胡適被安葬在台北 南港。
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北京大學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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