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有許多人把會不會講台灣話衡量為是不是愛台灣的指標；
其實這對許多人來說，不是很公平的，尤其像我們這群從小在眷村中長大的眷村族群。
民國三、四十年代的台灣，眷村裡各省籍的人都有，常聽到的像是四川話、山東話、廣東話等等，各省方言雜處，唯獨沒有人說台灣話，這也成了在台灣眷村特有文化之一；
因此在眷村中彼此溝通都是講共通的國語，甚至眷村中菜場賣菜的以及沿街叫賣的販夫走卒，都用的是國語。
竹籬笆裡的世界，當時是和台灣外界社會幾乎隔絕的，自成一個獨立的小圈圈，圈圈內，雞犬相聞、夜不閉戶，張家長、李家短，誰家打麻將，誰家吵架、打孩子，鄰居全都知道；有時還會幫著湊牌腳，幫著勸架，甚至某家做了好吃的家鄉菜，左鄰右舍都會聞到、知道，大家也都一起同飽口福。
眷村就像是一個雜處的大家族，那是一個完全沒有單獨隱私的環境。
我從小居住在左營自助新村，大門口有站衛兵，進出都還要檢查證件，有訪客的話，家人要到衛兵大門口去接進來。
我們有自己的小學（海總附小，現在遷址改名永清國小成一般小學了）、初中（海青中學，現在由高雄市府接管成了海青工商職業學校，那時還沒有國中），當時整個小學中沒有一個本省人，當然我們是聽不到講台灣話的。
眷村的孩子大致只分成兩類：
一種是會唸書的，另一種是會玩的；
但大家口才表達能力都還不錯是特點，這應該也是眷村出身，在現今社會各界都有展露頭角（尤其在演藝界）的原因吧。
高中我進到高雄中學，突然好像自己到了外國，下課後同學講話我聽不懂，自然和大家的互動也少了許多，大多時間還是和眷村的同學混在一起。
在我高中及大學時代（民國五十年代），政府嚴禁講方言，在學校講方言會被記警告的，當時甚至沒有台語的廣播及電視節目，我們更沒有了學習的管道。
還記得在台中唸大學時，有一次辦中區小學同學會，地點選在霧峰的台中省議會，有一對本省老夫妻用台語向我們問路，只見在場的二三十位小學同學，你看我我看你，居然沒有一位聽得懂，那對老夫妻覺得不可思議，我們大家笑翻了天。
我當兵是預官二十一期，在部隊當排長，小兵知道排長不懂台灣話，自然都和我講國語，更何況部隊裡那時還是禁止講方言的；
直到退伍我還是聽不懂台灣話。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台灣省農林廳山地農牧局，被派駐嘉義縣政府，協助嘉義縣開闢瑞水產業道路〈從瑞里到水道〉，經常要住在瑞里和阿里山半山上，山上沒有旅店、沒有飯店、沒有民宿，在山上吃飯由當地住家輪流供吃，夜晚也只能在當地人家裡輪流住宿，到現在還有被跳蚤咬的深刻記憶。
山上村落完全沒有道路可通，每個禮拜上山，先搭阿里山小火車，再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才抵達工作的地點。
在我要做道路測量定線時，也沒有經費雇用配合的工人，全都由村莊內各住家以出公差方式派人幫我忙，一般山上人家少壯們要上山工作，派來的公差都是老弱婦孺，而且大概都不會說國語；他們每天派出的公差還都不一樣的人，每天我都要從頭教他們怎樣拿標竿、怎樣拿標尺，我每天都像雞同鴨講，他們則是鴨子聽雷，笑話總是一籮筐，當然更別談效率了。
晚上山上的村莊只有少數幾台大家一起看的黑白電視、沒有其他娛樂，語言不通，無法和當地人聊天，很是無聊。
山上的孩子很可愛也非常辛苦，每天要走四五個小時山路往返學校，每天晚餐後，我就幫他們補習功課，他們則教我台灣話，這是我第一次開始認真學台語。
八個月後，我轉到台灣土地開發公司，到台中開發台中工業區，那時和工人們的交往，當然學了不久的台語就派上用場了。
基本上來說，我台語的程度和我英文差不多，我英文說的比聽的好，但台語我聽得比說的強，我在麥當勞工作時還經常做董事長孫大偉先生的現場台語即時口譯呢。
語言基本上只是大家溝通上的工具，多懂得一種語言，只是讓個人在溝通上更方便而已，大家不應該把他物化，作為愛不愛台灣的指標，尤其當我去到大陸廈門、福州，發現大陸講閩南語的人口比台灣多的多，難道那些閩南人都是愛台灣嗎？
如果真以語言來當衡量愛台灣的標準，那大家不是更應該去學山地話才對了，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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