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德剛曾說江冬秀是「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裡,“三從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後的一位福人！」
筆者以為，江冬秀的“福”並非來自旁人的賜予，而是來自她自己的努力和爭取。

　　胡適 13 歲時由母親做主，與施德縣江村的姑娘江冬秀訂婚。
一個是留學美國的才子，一個是蝸在鄉下的村姑，兩人的不匹配是非常明顯的。
雖然，兩人最後還是結為百年之好，並且做到了白頭偕老；但胡適內心深處對這樁婚姻顯然是滿意的。
在給好友胡近仁的信裡，他坦陳了對自己婚姻的看法：
「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
　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
　吾所以極力表示閨房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
　豈意反以此令堂上介意乎？
　吾之慾令冬秀早來，其原因已詳說於家書中，想已見之。
　此亦補救之一法。
　不然，吾十餘年獨居，豈不能耐此幾個月之岑寂耶？
　此事已成往跡，足下閲此書後，氣拉〔把〕燒之，亦望勿為外人道，切盼切盼。」

　　不過，胡適在好友高夢旦面前，卻說自己很滿意這樣的舊式婚姻，並且認為，自己的婚姻是一樁很討便宜的事。

1921 年 8 月 30 日，胡適在和高夢旦交談後於日記裡記下這樣一段話：

「他談起我的婚事，他說許多舊人都恭維我不背舊婚約，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
　他說，他的敬重我，這也是一個條件。
　我問他，這一件事有什麼難能可貴之處？
　他說這是一件大犧牲。
　我說，我生平做的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更討便宜的了，有什麼大犧牲？
　他問我何以最討便宜？
　我說，當初我並不曾準備什麼犧牲，我不過心裡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
　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
　其實我家庭並沒有什麼大過不去的地方。
　這已是占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是社會上對於此事的過分讚許；
　這種精神上的反映，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我也不曾求人讚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而竟得這種意外的過分報酬，豈不是最便宜的事嗎？
　若此事可算犧牲，誰不肯犧牲呢？」

　　胡適的這兩次談話聽起來很矛盾，這反映了胡適對自己婚姻的矛盾態度。
一方面，胡適很羡慕西方家庭的夫婦關係；既是生活的伴侶，也是精神的知音；
另一方面，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中國舊式婚姻，他也不反感。
胡適在中國公學讀書時，曾在《竟業旬報》上發表一篇《婚姻篇（續）》，文中稱讚“父母主婚”：
“一定要父母主婚，這是極正當合時勢的辦法。”
即使後來到了美國，胡適的婚姻觀也並沒改變，在給母親的一封家書裡，他說：
「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結婚之說，有時竟破壞已訂之婚姻，致家庭之中齟齬不睦，有時其影響所及，害及數家，此兒所大不取。
　自由結婚，固有好處，亦有壞處，正如吾國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處，有壞處也。」

〈胡適夫婦及兩個兒子〉

　　胡適還認為，一個女子，即使文化程度不高，也可成為賢妻良母：
「女子能讀書識字，固是好事。
　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
　書中之學問，紙上之學問，不過人品百行之一，吾見有能讀書作文而不能為良妻賢母者多矣。
　吾安敢妄為責備求全之念乎？」

　　人們普遍認為，舊式婚姻缺少愛情。
胡適並不這樣看，他認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也能產生愛情：
「中國婚姻之愛情是名分所造的。
　訂婚之後，女子對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
　故偶聞人提及其人姓名，伊必面赤害羞；
　聞人道其行事，伊必傾耳竊聽；
　聞其有不幸事，則伊必為之悲傷；
　聞其得意，則必為之稱喜。
　男子對其未婚妻，亦然。
　及結婚時，夫妻皆知其有相愛之義務，故往往能互相體恤，互相體貼，以求相愛。
　向之基於想像，根於名分者，今為實際之需要，亦往往能長成為真實之愛情。」

　　胡適認為，對丈夫而言，妻子知識的多寡並不是非常重要的事，因為
「智識上之伴侶，不可得之家庭，猶可得之於友朋。
　此吾所以不反對吾之婚事也」。
正因為胡適對婚姻持一種保守之態度，所以他不像魯迅那樣對舊式婚姻深惡痛絶。
〈見另篇：中國傳統妻子的獨白魯迅之妻朱安〈民初名媛情愛十七、（轉貼李夢霽文章）〉
　　胡適婚後，曾寫有一組新婚雜詩。
在此抄錄兩首:
（四）
「記得那年，你家辦了嫁妝，我家備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這個新郎！
　這十年來，換了幾朝帝王，看了多少興亡，鏽了你嫁妝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樣，更老了你和我人兒一雙！——
　只有那十年陳的爆竹，越陳偏越響！」
(五)
「十幾年的相思剛才完結，沒滿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別。
　昨夜燈前絮語，全不管天上月圓月缺。
　今宵別後，便覺得這窗前明月，格外清圓，格外親切！
　你該笑我，飽嘗了作客情懷，別離滋味，還逃不了這個時節！」

　　胡適因公務纏身，蜜月沒度完就匆匆離開家鄉。
新婚滿月那天，胡適正在船上，還做了一闕“生查子”，寄給江冬秀：
「前度月來時，你我初相遇。
　相對說相思，私祝長相聚。
　今夜月重來，照我荒洲度。
　中夜睡醒時，獨覓船家語。」

　　從這些詞句裡，我們可讀出胡適和江冬秀的閨房之樂和蜜月之甜。
對男人來說，從妻子那裡享受到閨房之樂，就會對妻子多一份憐愛；
擁有蜜月的夫婦，婚姻基礎就非常堅實。
（魯迅為何對朱安那麼冷漠無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兩人之間從未享受過閨房之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江冬秀雖是一個傳統女性，但她不死板、不保守。
婚前，胡適在美國寫信勸她放腳、習字，並鼓勵她大膽給自己寫信，江都一一應允。
（魯迅在日本時也曾給朱安寫信要她讀書放腳，均被朱安婉拒，可見江、朱兩人在思想上實有很大差距。）
在胡適的鼓勵下，江冬秀堅持親自給胡適寫家書，儘管錯別字不少，措辭也常常不當，但由於堅持不輟，她最終也寫出了讓胡適滿意的家書。
胡適對此也予以了表揚：
「你這封信寫得很好，我念了幾段給錢端升、張子纓兩位聽；
　他們都說，『胡太太真能幹，又有見識。』
　你信上說，『請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有主張。你大遠的路，也管不來的。』
　他們聽了都說，『這是很漂亮的白話信』。」

　　像中國所有傳統的女人一樣，江冬秀把丈夫當成命根子，對丈夫的照顧無微不至，但可貴的是，儘管文化水平遠遠不如丈夫，身份、地位也遠不能和丈夫相比，但在聲名顯赫的丈夫面前，江冬秀從不自卑，相反，當丈夫犯了錯，她照樣批評，有時言辭還很犀利。

　　事實上，胡適並非毫無缺點，他在上海期間也曾吃過花酒，也曾深陷賭博之中。
妻子偶或的批評對他顯然有益無害。

　　1926 年 3 月,當江冬秀風聞胡適在上海“大玩大賭”時，她當即寫信批評：
「你在上海同一班很闊的人在一塊兒，天天賭錢，跟闊老爺、太太、小姐們天天在一塊大玩大賭，來很大的牌，很大的牌九。
　有很多朋友送你幾千塊錢把你過年用。
　這件事可是當真的嗎？
　別的事是真是假，只要你自己明白，不要把身體弄壞了。
　就是你一生的痛苦，害老婆孩子，到那個日子就不容易過了。」
這封信還真是起了作用，因為後來胡適在回信中向江冬秀保證：「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番事業。」

　　胡適曾說：「智識上之伴侶，不可得之家庭，猶可得之於友朋。」
確實，文化程度很低的江冬秀很難成為胡適“智識上之伴侶”，所以，胡適只能“得之於友朋”。
胡適朋友很多，女友也不少。
而男女之間，友誼深了就會演變為愛情。
有段時間，胡適和北大畢業的徐芳關係很親密，江冬秀在整理胡適信件時發現了徐芳給胡適寫的信，她強壓內心的怒火寫信給胡適：
「我算算有一個半月沒有寫信給你了。
　我有一件很不高興的事。
　我這兩個月來，拿不起筆來，不過你是知道我的脾氣，放不下話的。
　我這次理信件，裡面有幾封信，上面寫的人名是美的先生，此人是哪位妖怪？」
胡適心中有數，只得在回信裡“老實交代”：
「謝謝你勸我的話。
　我可以對你說，那位徐小姐，我兩年多，只寫過一封規勸她的信。
　你可以放心，我自問不做十分對不住你的事。」

　　江冬秀還知道胡適有位美國女友叫韋蓮司。

婚前，胡適就在家書裡常提到這位紅顏知己，但江冬秀人在中國，無法確定胡適和韋蓮司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於是，她只能以投石問路的方式來一記敲山震虎：
「我想，你近來一定有個人，同你商量辦事的人，天上下來的人。
　我是高興到萬分，祝你兩位長生不老、百百歲。」
江冬秀的話非常巧妙，真真假假可進可退，把難題拋給了胡適。

　　江冬秀看不慣徐志摩和陸小曼的戀愛，因為當時陸小曼是有夫之婦，她和徐志摩戀愛自然屬於紅杏出牆，而胡適偏偏充當了徐志摩和陸小曼之間的紅娘。
且那段時間，胡適和陸小曼也過從甚密。
所以，當胡適想給徐志摩和陸小曼證婚時，江冬秀極力反對。
一次，她還當著胡適朋友的面，斥責胡適和陸小曼關係不正常，並揚言有一天要揭開他的真面目。
江冬秀的吵鬧讓胡適斯文掃地。
當時胡適要赴英國公幹，在火車上，忍不住給江冬秀寫了封信表白內心的痛苦：
「你自己也許不知道我臨走那時的難過，為了我替志摩、小曼做媒的事，你已經吵了幾回了。
　你為什麼到了我臨走的那天還要教訓我？
　還要當了慰慈、孟祿的面給我不好過？
　你當了他們面前說，我要做這個媒，我到了結婚的台上，你拖都要把我拖下來。
　我聽了這話，只裝作沒聽見，我面不改色，把別的話岔開去。
　但我心裡很不好過。
　我是知道你的脾氣的；我是打定主意這回在家絶不同你吵。
　但我這回出門，要走幾萬里路，當天就要走了，你不能忍一忍嗎？
　為什麼一定要叫我臨出國還要帶著這樣不好過的影像呢？」
〈見另篇：民初名媛情愛之二十、陸小曼民初最有故事的女人〈摘錄自網路〉〉

　　這件事，顯示了江冬秀剛烈的一面。
在馭夫方面，江冬秀頗有技巧，她剛柔並濟、有理有節，還能做到抓大放小，原則上的問題寸步不讓，對一些生活小節，則揣著明白裝糊塗。
可以說，她洞悉了胡適的心理。

　　雖然江冬秀的文化程度和胡適有天壤之別，但兩人在一起，有優越感的是江冬秀，因為胡適的一切心思，她盡在掌握。
江冬秀讀書不多，又屬女流之輩，但她頭髮長，見識卻不短。
我們知道，夫貴妻榮的觀念如同毒藥，國人鮮有不被其腐蝕的，而江冬秀卻看透了官場的醜惡，堅決反對丈夫當官，這一點深契胡適之心。
江冬秀對官場的厭惡和鄙夷，胡適曾在信裡多次予以激賞。

　　1938 年 7 月 30 日，胡適在信裡對妻子江冬秀說：
「我去年七月九日離平，十一日的飛機被人包去了，十二日才上飛機，飛上九江。
　我在飛機上忽然想起今天是七月十二日，在二十年前的七月十二日，我從外國回來後，在上海的新旅社裡發下一願，決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
　那二十年中，“不談政治”一句話是早就拋棄的了。
　“不入政界”一句話，總算不曾放棄。
　那一天我在飛機裡想起這二十年的事，心裡當然有不少的感慨。
　我心裡想：『今日以後的二十年，在這大戰爭怕不可避免的形勢裡，我還能再逃避二十年嗎？』
　果然，不出兩個月，我就跑出去了。
　現在怕更躲不開了。
　我只能鄭重向你再發一願：至遲到戰爭完結時，我一定回到我的學術生活去。
　你記得這句話。」

1938 年 11 月 24 日，胡適再次在信裡向妻子說了幾句真心話：
「現在我出來的做事，心裡常常感覺慚愧，對不住你。
　你總勸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這是你的幫助我。
　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
　你跟我二十年，從來不作這樣想，所以我們能一同過苦日子。
　所以我給新六的信上說，我頗愧對老妻，這是真心的話。」

　　1940 年 4 月，國內傳聞胡適要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有人向江冬秀道喜。
江冬秀立即寫信給胡適，信中說：
「你千萬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軟，存棉花。
　千萬你的宗旨要拿定，不要再把一隻腳踏進爛泥裡。
　再不要走錯路，把你前半生的苦功放到冰雹裡去了；
　把你的人格、思想毀在這個年頭上。」

　　江冬秀不僅反對胡適做官，就連兒子想從政，她也反對，她曾在信裡說：
「小三死沒出息，他要學政治，日後做狗官。」
就無意仕途這方面來看，江冬秀和胡適堪稱心心相印、志同道合。
從這個角度來看，她也能算得胡適“智識上的伴侶”。

　　江冬秀雖是村姑，但言談舉止間卻頗有一種豪氣，重友輕財，為人大氣。
胡適的大哥是個敗家子，三哥早逝，二哥境況也不佳。
所以，胡適侄子的上學費用幾乎都依賴胡適的薪水。
對此，江冬秀毫無怨言。
胡適和二哥的感情很深，他二哥也常在胡適家養病，江冬秀總是好酒好菜招待。
一次，胡適的三嫂寫信給江冬秀要皮襖子、皮背心，江冬秀手頭緊，就把自己的一件皮襖子拆了改成一件皮背心，又另買一件皮襖子寄回老家。

　　抗戰時期，物價飛漲。
當時胡適人在美國，無法定期給江冬秀匯去生活費。
江冬秀和兩個兒子的生活一下子變得十分困頓、窘迫。
儘管生活異常艱難，但只要手頭一寬裕，江冬秀就會非常慷慨地將錢分贈給困境中的親友。
一次，江冬秀接到胡適匯來的 1600 元，她立即分贈給同樣急需用錢的親友，其中給羅爾綱夫婦 150 元，吳晗 100 元，借給毛子水 100 元，給傭人 140 元，又給幾位同鄉幾百元，另外還捐給某學堂 200 元。
胡適很欣賞妻子的慷慨，在回信中特別給予充分的肯定：
「我很贊成你捐二百元給周先生的學堂。
　我到歐洲之後，也還要設法寄點錢捐給他。
　你在患難中還能記得家中貧苦的人們，還能寄錢給他們，真是難得。
　我十分感激。
　你在這種地方，真不愧是你母親的女兒，不愧是我母親的媳婦。」

　　韋蓮司是胡適一生的知己，

當胡適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後，她曾致信給江冬秀表示悼念和慰問，部分內容如下：
「親愛的胡夫人：
　多年來，你一直生活在一棵大樹的餘蔭之下；
　在你年輕的時候，也曾築巢在枝頭。
　　　這棵大樹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哺育了千千萬萬饑餓的心靈；
　而這些果實將被永久地保存下來。
　而今，這棵大樹倒下了，對你，正是哀痛的時刻，你必感到大空虛。
　在這個大空虛裡即將堆起哀悼者的追思和懷念。……。
　　　我最珍惜的，是對你的友誼的追懷，和對這棵大樹的仰慕。」

　　作為一個妻子，當然不願意自己的丈夫還有另一個紅顏知己，但江冬秀知道，粗通文墨的自己只能做丈夫生活的伴侶，無法成為他精神上的密友，所以，丈夫有這樣一位知己恐怕也是理所必然情有可原之事。
於是，她大度地接納了這位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她情敵的異國女子。
她托兒子給韋蓮司寫了回信，向對方表示了誠摯的謝意。
胡祖望在回信裡寫道：
「母親頭幾天非常哀慟。
　哭得很傷心。
　現在已漸漸平息下來，血壓也差不多恢復了正常。
　　　我計劃 3 月 16 日，星期五回到華盛頓。
　母親在此將待到下葬以後。
　此後，她可能來美國短住。
　母親把你送她的銀器給了我，我們會永遠珍惜這份禮物的。
　母親要我代她向你深致謝忱。」

　　胡適父親死時胡適三歲，胡適的母親虛歲才 23 歲。
一個 23 歲的小寡婦帶著幼子，在一個大家庭裡討生活，全憑一個“忍”字。
受母親的影響，胡適的一生也非常推崇忍，晚年更是到處宣揚，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適曾作詩《病中得冬秀書》:
病中得她書，不滿八行紙；
全無要緊話，頗使我喜歡。
我不認得她，她不認得我；
我總常念她，這是為什麼？
豈不因我們，分定常相親；
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識故里；
終有故鄉情，其理亦如此。
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
情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有了“情願不自由”的達觀，才有“也就自由了”的釋然。
韋蓮司一生苦戀胡適，為此終生未嫁，但她不想讓胡適為此產生負疚心理，就給胡適寫了這樣一封信：
「你覺得，要是我結婚，你就能從責任或負擔中解脫出來，而不知道我從未要你感覺有任何責任或負擔。
　想到這點，也讓我傷心。
　我沒有要和你結婚，也沒怪你對結婚所有的一種恐懼。
　……。
　從你的反應看來，要是我結婚，能減輕你精神上的負擔，同時也能給你一些你所缺的自由。
　甚至於只是想一想，你都能感覺到自由。
　你的幸福在我討價還價的時候，會考慮進去的。
　可是，恐怕我是不會為了討你的歡心而去跟別人結婚的！！
　……我無法跟每一個要和我結婚的人結婚！
　而諷刺的是，我也永遠無法和我唯一想結婚的人結婚。
　無法和意中人結婚，又不能忍痛割愛，那只好在忍受煎熬中享受柏拉圖之戀了。」

　　對江冬秀來說，胡適異國的行蹤飄忽不定，胡適和異國女友的交往她也難知深淺；
於是，她只能以滿不在乎的言辭掩飾內心的滿腹狐疑了。
三個人都能忍。

　　江冬秀和胡適的婚姻之舟，能數次繞過暗礁險灘，駛過驚濤駭浪，終於抵達功德圓滿的彼岸，與以上三個當事人的忍不無關係。
學者周質平所云極是：
「回顧胡適與韋蓮司五十年的交誼，“容忍遷就”的又何止是胡適一人，韋蓮司和江冬秀所表現出來的體貼和諒解，也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得。」
另外，胡適和江冬秀的婚姻歷經磨難終成正果，既說明了胡適不愧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代表”，也證明了尋常村姑江冬秀亦有其非同尋常的一面。

胡適是哪一天去江村“相親”的？

　　胡適與江冬秀是 1904 年由雙方母親包辦訂的婚，然而直到 1917 年 8 月份，胡適留學回來才到江村“見”上江冬秀一面。
到底是 8 月份哪一天呢？
所有胡適年譜、傳記以及有關回憶中均沒作精確交待。
胡適與許怡蓀信中明確說明了時間，也簡約說明了原由與過程。
胡適“七月十二日”的信中說：
“初七日去岳家看‘夫人’的病，婚期暫定十一月底十二月初。
　此事已不容再緩。
　此次親去岳家，正欲先安大家之心耳。”

這個“七月十二日”是農曆還是公曆呢？
上一封信日期標的是“八月六日。六月十九日”。
查年曆表，1917 年的農曆六月十九日正是公曆 8 月 6 日。
因此，這個七月十二日只能是農曆，此信中的“初七日”也是農曆七月初七。
此天對應的是公曆 8 月 24 日。
胡適選擇了農曆的一個好日子，七巧節。

　　在 8 月 6 日的信中，胡適說：
“適不久將往江村一行，先圖與聘妻一見，此亦是開風氣之一種。”
看來往江村見江冬秀，應是胡適的主動。
但結合“七月十二日”的信，雖然江冬秀和江家人非常想見胡適，想要胡適去江村一趟，胡適也主動，但在當時的風氣下，要去江村，要見“聘妻”一面，恐怕還得找一個在社會上說得過去的理由，那就是江冬秀身體不適，胡適前去看望。

　　原來曾說，胡適去的那天，江冬秀躲在閨房中不出來，還把床帳放下，僅讓胡適進去朦朧照了一面。
據說胡適很生氣，因為那時天畢竟還很熱，從上莊到江村還得走過崎嶇的山道，翻過還有些高的楊桃嶺。
——如果說是“病”，去有理由，躲在房中不出來也算說得過去。
但胡適畢竟知道底細，生氣也是應該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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