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叔隨筆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中，李立群“國與家”的段子，場景就在台北市第一個眷村，四四南村。
在四面竹籬笆的擁擠空間中，左鄰右捨得爸媽吆喝著各家的孩子回家吃飯，台灣媽媽在這裡學會分辨四川辣椒和湖南辣椒如何不同，上了年紀的老人聽著京戲《四郎探母》，老淚縱橫地哼著“我有家歸不得”。

　　眷村，台灣土地上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產物，是台灣人的集體記憶，見證外省人從臨時到落地生根的過程。
陰暗老舊的眷村，象徵著許多外省人的處境。
外省人綽號“老芋仔”，長相不好的芋仔是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扔在哪就長在哪，台灣遍地都有。
芋仔命賤，“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

　　今天台灣外省人，只佔台灣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五，許多處於台灣底層。
當年相信回家之期指日可待，許多人家裏連傢具都只買最廉價的藤製品，更何況不動產如房屋或土地，也因此，他們大多數被拋在台灣經濟迅速起飛之外。

　　人的遷徙，迫於時勢，出自無奈。
台灣的歷史，是一篇篇血淚交織的移民史。
1949 年，是歷史的一個篇章，在歷史的大敘述下，看不見個人的兒女情長、看不見與至親生死訣別的銘心之痛。
居住在眷村的外省人，只有默默承受思鄉之苦；
只有在午夜夢回中，無數次回到記憶中的老家。

　　眷村的竹籬笆外，是經濟突飛的台灣社會；
竹籬笆內的世界，交織著過去的記憶。
這些記憶，隨著老人的凋零而埋葬。
竹籬笆內的記憶加上濃濃的離鄉情懷，使得眷村題材一直是台灣文壇、戲劇、電影電視界的創作元素。
從李佑寧的《竹籬笆外的春天》、陳坤厚的《小畢的故事》、廬戡平的《搭錯車》、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張作驥的《美麗時光》等電影到張大春的《我妹妹》、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袁瓊瓊的《今生緣》、蘇偉貞的《有緣千里》、孫瑋芒的《回首故園--眷村生活描述》等文學作品。

　　2008 年以眷村生活為題材的電視劇《光陰的故事》，還有賴聲川的舞臺劇《寶島一村》，在台灣掀起眷村熱，吸引不少媒體報導，讓眷村的文化面貌與歷史價值再次受到台灣各界的重視。
超過半個世紀以來，眷村已成為當代台灣不可或缺的一塊人文拼圖，大陸各省文化在台灣交融與碰撞，豐富了台灣傳統與流行文化，影響力更輻射全球華人社會。

　　保存眷村可以豐富台灣社會的文化資產，也可以拼湊台灣人的集體記憶。
如今，台灣各地紛紛建立眷村博物館、生活園區，希望為這個動蕩年代中的移民軌跡與感人故事留下珍貴記錄。
隨著全台灣標誌外省人的眷村一一拆除，外省人的身份也將在台灣的族群融合中日益淡出。
然而，那一個個賺人熱淚的平凡故事，不應隨著時空轉變而深藏在記憶中。
只希望，人為的隔閡，不再。
人和人之間，希望能以同理之心，認同每個人平凡的悲情與希望。

　　台北市第一個眷村“四四南村”，就在全台灣最高樓台北 101 腳下，繁華的信義商圈中。
如今這裡被改造成“信義公民會館”，許多文藝活動在這裡演出，人們來這裡遛狗、騎自行車、散步。
眷村有了新生命與新意義，人們如今可以心平氣和地面對過去這段歷史，流離兩岸的外省人與眷村，在歷史的篇章中，終於找到一個適合的位置。

永遠的過客臨時的家

　　台灣眷村到底有什麼歷史價值與文化意涵？
最簡單的回答應該就是--
它承載了外省族群與台灣社會及其他族群交融互動的軌跡，也是他們從臨時安置到落地生根的見證。

　　眷村是台灣特有的歷史產物，其獨特的空間環境所涵蓋的日常記憶與人際網路，是許多外省族群共用的生命經驗，是台灣重要的文化資產，更是大陸各省文化在台灣交融後的新生。
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脈絡下所形成的聚居形態，讓眷村雜糅了來自大陸不同省份移民的文化和生活元素，也漸漸形塑其根著本土的歸屬感。

　　眷村即將隨著改建而走入台灣歷史，改建所牽涉到的並不僅僅是眷民的居住問題，更重要的是，眷村是外省族群在台灣生活半世紀的縮影，是台灣生命共同體的載體，豐富了台灣的文化內涵。
——節錄自《眷村的前世今生》（台灣“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