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叔隨筆

張聿文、張紹琰父子是台北北投中心新村第二代、第三代居民。
北投是台北著名的溫泉鄉，在公共澡堂洗澡是這裡的特色；男性村民們穿內衣褲在村子裏走動成為這裡的風景之一，這樣生活空間與人際關係讓家向外延伸了，他們提筆寫下眷村就是我的家的心情寫照。

張聿文，1963 年生，祖籍湖北省漢川縣。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生， 喬大文化基金會執行長，台北市中心新村自治會會長。

張紹琰，1991 年生，祖籍湖北省漢川縣，中心新村第三代子弟，現就讀于東吳大學社會系一年級。

張聿文：眷村就是我的家

　　全臺曾有近千座各軍種的眷村用來安置眷戶，中心新村與其他眷村最大的不同是這裡軍人的任務是救人而不是殺人，且這裡有溫泉。
因為多數人隻身來臺，長期與長官、部屬、同袍間相處便成為一個大家庭，結婚後也住在同一個村子。
大多數的眷村爸爸都會做菜，或許因為思鄉情結，總會做一些家鄉口味的菜肴，於是就有“外省人最疼老婆”的觀感，這與本地人有很大不同。
每到年節我都得幫忙做菜，這也學會了一手好功夫，可以騙老婆嫁我。
我的家鄉菜是藕夾、珍珠丸子、粉蒸肉，但是藕湯始終做不好，是因為台灣的蓮藕沒有湖北好，聽說連蘇杭地區的藕也比不上武漢。

　　早期的眷舍都沒有自己的廁所和浴室，就連廚房也是幾家共用的，煮飯做菜輪流使用灶臺。
村子裏有一座公共廁所和溫泉浴室，上廁所、洗澡全在自家外面，原來只有一間洗澡間，男生洗女生等，女生洗男生等，後來加建成男女各有一間，從傍晚開始，大家都端著臉盆去洗澡。
也有些媽媽在沒人洗澡的時候，到浴室裏洗衣服，就為了省一點點水錢。

　　每到晚上七點半時，那是報告新聞的時間，長輩們一定會關心時事，但沒有幾個小孩願意留在家裏看新聞，洗澡間前就擠滿了大小孩與小小孩，成為村子裏第二代群體交流的地方；我在高中畢業以前，去洗澡時也只穿內衣褲在村子裏跑來跑去，在村子裏大家都是這樣生活的（女生當然不是），於是生活空間與人際關係讓家向外延伸了，眷村就是我的家。

　　早期軍人薪餉很低，醫護人員也不例外，眷村媽媽多會爭取一些家庭副業，最直接的是種植蔬菜水果跟飼養雞隻，眷村裏幾乎都有人種香椿與曇花，有門路的媽媽會拿手工回來做，聖誕裝飾與毛衣繡花是最普遍的；
中心新村是個山邊的小村，並沒有發展出特色的家鄉小吃，但因為環境的關係，有些媽媽會到附近有錢人家裏幫傭，而最早的副業則是“賣血”。
以前血液的保存技術很差，當醫院外科手術有血液需求時，許多長輩們都會去賣血，許多眷村子弟的學費與奶粉錢就是這 樣掙取來的。

　　早期用眷糧來管制軍人結婚，未被核準結婚不配發米糧，如果沒有糧食的配給及福利，光靠軍餉是無法養活家小的！配發的眷補證上標示姓名、 年齡，還配上照片，每年得換新的，可以用它到軍醫院與軍眷診所免費看病；依照年齡分為大
口、中口、小口的眷糧票，配給定額的米、麵粉、花生油還有煤炭（後來改發代金券）；
後勤單位定期用牛車拉著米糧發放，眷村媽媽就拿糧票來領米；那些糧票也會借來借去或是折換現錢。

　　國民黨剛到台灣來時，靠的是美國的援助， 麵粉袋中間印了兩隻握手的圖案。
麵粉袋的質料很好，會被製成內褲使用，幾乎所有眷村小孩都穿過！

　　大部分的眷村爸爸聽不懂台灣話，有來自大陸的各個省份的口音，如果媽媽們是台灣人（有閩南、客家、原住民），語言的溝通上也就非常熱鬧與有趣了，也許要用猜才知道對方講什麼。
我的媽媽是台南人，有時候會用台灣話跟我們溝通，但我爸會不高興，他認為在家裏講方言是媽媽在背後罵他，因為他聽 不懂所以不准講。

　　當我在求學、就業時，不會講臺語也不礙事，但當上了里長就不一樣了，服務的範圍超越眷村，會接觸許多本省的老人，他們聽不懂普通話，我就得會說臺語。
敢說，願意說，講多了自然就會了。
再就是學唱臺語歌，很多應酬場合都有卡拉 OK，唱臺語歌也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

　　北投這邊有許多的楓香樹，有著大量的熊蟬（黑色的大知了），夏天到了，孩子們都會用竹竿，在竿頭上綁個小網子到處抓知了，然後去頭去尾再把翅膀跟腳摘掉，用竹籤串起烤來吃，也會拿回家加一些醬油辣椒醬炒來吃。

　　而每一個年段都會有一個孩子王，總會帶著一大票的眷村小孩到處玩耍，到附近農家偷挖地瓜，回到村子的樹林，在地上挖個洞，撿一些枯樹枝生火，將地瓜丟到火堆裏，再把泥土埋上，一個鐘頭以後，香噴噴的地瓜就烤熟了，好玩又好吃。眷村小孩因此產生了一些特質，他們適應力很強，膽子也很大。

張紹琰：聆聽哪，眷村

　　蟬噪、蛙鳴、風颯颯、雨蕭蕭、草動、風吹、星涌、月沉，而靜謐是眷村一貫保持的姿態，悄悄地聆聽......
我是眷村第三代，生長于中心新村，沿著新民路先是經過逸仙國小、新民國中來到中心新村，接著會到達相鄰的北投國軍醫院，像是個三明治， 村子被緊密地夾著，這是它的特殊地緣關係。
我的記憶從為因我出生而加建的鐵皮屋開始，這棟房子聽進所有我和家人的悲歡，我也未曾漏聽任何風聲、雨聲和人聲。

　　當初升旭日燒灼我的臉頰，絢爛的陽光穿過我的眼簾，我愉快地上學，更期待放學總站在家門口的爺爺的等候，然後吆喝爺爺帶我出去和鄰居玩樂。
就在村子主幹道，一群大人眼中的小蘿蔔頭們上演著小學生最風行的躲避球生存遊戲。
整條巷中充斥小孩嬉戲聲，我最喜歡爺爺在一旁，挺著老邁的身子，手背在身後，默默地看著我微笑，一動也不動。

　　最常和我相處的就是爺爺，爺爺從小將我帶大，事事依我，帶我四處遊玩，而我也像麥芽糖般緊緊黏著爺爺每一分每一秒。
他常向我訴說起年輕時的戰亂，常帶著我和弟弟回大陸老家探望，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老家在湖北。
小學寫住家地址時，我喜歡這樣寫：
“台灣省台北市北投區中心新村......”。
一 長串的文字，似乎有某種優越感。
即使中心新村已慣例不用寫在住址上（中心新村的斗大招牌已不復在），而我確實以住在中心新村為驕傲。

　　高中畢業是人生轉捩點，鬆綁的感覺自由自在，不再被束縛，樂觀開朗成為每天的粧。
居住五十餘年的房子已殘破不堪，每當大雨來臨，一樓室內就下小雨，二樓房間則淹水，但我還是要堅持為這銘刻著情感的“家”盡一分心力。
我開始正式參與眷村文化及保存，首先就是在中心新村挨家挨戶測量房屋格局，儘管拜訪前總有些焦慮不安，還存有幾年來心理成見，得到卻是每位長輩熱切招待，羞愧的心使我再三檢討，我再度看到當年每個人和藹的笑容，我總是眷村的孩子。

　　“你是誰啊?”長輩們常這麼問。
“張紹琰，張聿文的兒子！”
“長這麼大了啊！”
長輩們不免驚嘆，有人走不動了，有人全身老人病，而他們的生命故事永遠收藏於歷史的相簿中，也刻畫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