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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不說,就真來不及了︰紐約客的臨終遺言」一書中的故事。

艾滋病人的最後獨白”鮑勃·麥克比,41 歲,白人,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圖書館館員,艾滋病人

尊敬的先生/女士:
  你好,看到你的廣告後我很激動。
不知你有沒有意識到你做的是一件意義非凡的事情——我相信你收到的文字將是打開深鎖人類靈魂秘密的那把鑰匙。
我是個已經到了晚期的艾滋病人,死亡那冰冷而決絕的手每天都在試圖拉我離開,一次比一次有力。
我知道那不是幻覺,更不是小說中的描寫——那是個不可抗爭的殘忍事實。
如果沒有看到你的廣告,我臨走前的確沒有人和地方可以讓我一吐多年來埋藏在心裡的話。
我想把自己作為一個同性戀和艾滋病人的故事講出來,讓世人,尤其是歧視和不了解我們的人知道,我們比你們不低也不高,我們之間的不同要比你們想像的小很多,也根本不是罪惡。

  我出生在舊金山,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的藝術史專業,後來一直在灣區的一個美術館做文字工作。
我的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律師,但是他們之間的關係長期面和心不和,導致了對家中三個孩子感情需要的忽略和缺乏正常的關愛,所以我們長大以後對來自家庭以外的同情、理解和感情的任何表示都會有高於一般的強烈需要和渴望。
我妹妹也是同性戀,只有我弟弟不是,他是鋼琴家,但他靠吸毒麻醉自己,強迫自己在音樂裡過另一種虛幻的生活。
父母關係的陰影讓我們幾個似乎對所有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係產生了根本的懷疑和恐懼,導致我們對感情和婚姻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我的長相據別人說屬於陰柔氣很重的美男子,棕眼棕發,皮膚很白,個子也相當高。
中學和大學期間,我曾交過兩個女朋友,但都無疾而終。
第一個說是喜歡我的美貌、禮貌和愛沉思的性格,但後來她說我對女性的身體有恐懼症,一度曾想幫助我克服這個毛病,但是最後還是選擇了結束這段感情,將其改為一般朋友的關係。
第二個女友性格熱情如火,與我的反差很大,我想她對我可能是好奇多過感情上的吸引吧。
鑒於與第一個女友交往的失敗經驗,我拼命試圖改變自己的性格,多次與第二個女友一起去參加各種派對,在震耳的音樂裡學著周圍的人一樣邊喊邊舞,我還鼓足了勇氣第一次酗酒。
可是那種短暫的試圖改變自己性格的經驗卻讓我感到更加難受,甚至生不如死,我再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誰,也最終並沒有被第二個女友接受。
分手時她對我說:「鮑勃,對不起,我很喜歡你,你最好還是別強迫自己改變吧,你本質上其實不是個男人。」
她的話讓我第一次有了去死的念頭。

  為此我多次去看過灣區能打聽到的最好的心理醫生。
不論是誰,他們都一律讓我不要把父母關係的陰影當做自己無法過正常生活和無法追求幸福的借口;他們教給我如何每天早上對著鏡子對自己說「只要我願意,我可以是最棒的!」或者對著鏡子學會對裡面的自己微笑,即使當時並沒有任何值得高興的事。
據說養成習慣後,肌肉記憶就可以讓微笑成為自然的表情,別人看見了會改變對我的態度,我的心情也就可以跟著改變,云云。
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種從小就深刻在記憶中的對父母或暴怒或冷戰的關係的恐懼,不是任何理智思維和機械的肌肉練習可以抹掉的。
那種記憶讓我們三個孩子刻骨地自卑,無盡地絕望,從小就知道要永遠把無助的悲哀藏在沉默裡。
這也是我後來放棄了心理治療,同時也放棄了在斯坦福選修心理學課程的理由,一個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理由。

  從那時起,雖然我嘴上不會承認,但是心裡已經知道:我不願意也不可能再與任何女性建立所謂的正常兩性關係了,雖然我對她們總是尊敬的和彬彬有禮的。
我對和她們建立感情的事實開始感到懼怕,就如同恐懼我父母之間不成功的關係。
我感到我與她們關係的失敗,就是我父母關係的重演。

  我是在開始工作以後,有一次在著名的卡斯楚街口的卡斯楚劇院看電影時遇到馬克的。
馬克是個電腦工程師,他高大強壯,加州海灘的陽光像是給他的皮膚抹了一層褐色的蜂蜜。
他主動與我打招呼,並友好地和我攀談起來,他的眼睛一直都沒有離開過我,讓我感到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奇怪感覺。
馬克開始約我出去一起吃飯,看展覽,去海邊。
他很尊重我,禮貌又不失細膩地表達自己;他總是稱贊我,看我的眼神全是欣賞和贊美,這是我在過去的生活裡從來沒有過的經驗——我父母沒有給過我,生活裡的女性和其他人也沒有給過。
被人接受和欣賞的感覺讓我感到自己似乎重生,對方是男性的事實逐漸不再是心理上的障礙。

  我和馬克在一起時,心情感到了前所未有過的放鬆,愉快還有感動。
時間一長,對這些令人愉悅的感情的期盼自然而然地變成了一種愛。
那是一種我從來沒有體驗過的感情經歷,我只知道它還原了我的本來狀態,從前無論是在家裡還是與女性在一起的緊張都煙消雲散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我不再猶豫了,和馬克一起搬到了卡斯楚街上一座北歐風格的房子的二樓居住。
在那段時間裡,我們一起生活得很開心,還養了一條叫“鍋蓋”的金毛犬。

  那年的聖誕節,我第一次沒有回父母家去和全家人一起過這個傳統的節日。
他們已經知道了我的情況。
聖誕節前夕,我例行打電話回家時,我父親很不客氣地對我說,他和我母親今後不再歡迎我回家過節,因為他們永遠不會接受我是同性戀的事實。
後來我才聽說,我妹妹也收到了同樣的通告,結果只有我弟弟一個人回了家。
從那以後,我與父母就徹底斷絕了原本就似有似無,後來已奄奄一息的關係。
我知道我們這個圈子裡的很多人與父母的關係都存在問題,至少談不上親密,很多和我一樣被完全拒絕。
我們在家庭以外尋找親密感情的替代是不可避免的。

  一天,我無意中在路過金門公園裡的一個角落時,聽見兩個看似像是亞洲來的女留學生的對話。
一個說:「沒想到美國的同性戀都長得這麼漂亮,我以為同性戀看上去都會讓人噁心呢。」
另一個說:「我們班上有一個叫吉娜的女生說,舊金山的漂亮小伙子幾乎都是同性戀,太可惜了,我們什麼機會也沒有了!」
她們的英語有口音,聽上去很有意思,也許她們說的是事實吧。

  後來我逐漸認識了卡斯楚這條著名的同性戀街上的其他同志,有時我和馬克一起吃飯或購物經常有其他同志盯著我看,開始我不為所動,並感到很不舒服。
馬克說一開始他就是被我的美貌以及一臉的無名傷感所吸引的。
再後來,我和馬克發生了一些問題,他開始受不了其他同志對我的過度注意,而我對此逐漸感到不在意甚至是很享受的態度讓他很不滿意,也很痛苦。
有一次我過生日,我們一起去著名的“北灘”意大利餐廳用晚餐。
我當著馬克的面和一個一直與我有眼神交流的、坐在我們斜對面的一個男子互相問候,雖然我們並不認識。
馬克的臉色變得很難看,最後終於忍不住了,放下餐巾什麼也沒說就獨自離開了。
我很快也離開了,並沒有與那個人有進一步的聯繫。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那樣做,我相信我是愛馬克的,沒有人可以取代他;也許是我的性格裡有一種被人需要和接受的過度渴求,從小被忽視慣了的人總想把任何人的認可當做美食吞進去。
那次事件終於導致了馬克和我的最終分手。

  大概是一年後,我在舊金山聯合廣場的一個報亭買報時認識了傑森。
傑森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在舊金山的一個金融機構工作。
他本是個工作狂,我們認識以後他卻能為了我放下工作,陪我度過許多傍晚和周末,這讓我特別感動。
我們一起去海邊散步,或開車沿著名的“17哩”海岸看海景,還一起去過歐洲旅行。
傑森對我用情至深,和他在一起的那 7 年是我生命裡最愉快、最值得度過的時光,不論後來發生的事怎樣改變了這一切,我也永遠不會否認。
那是一種有尊嚴,有愛,受到保護和愛護,可以完全做自己卻能夠被欣賞的理想生活。

  再後來,也許是我們平靜的生活現狀需要適當的刺激來繼續,喜歡挑戰自己的傑森申請了紐約華爾街的一份工作,他決定去東部發展並希望我同去,我不假思索地辭了工作就跟他去了。
我們在紐約同性戀聚集的格林威治村的 SOHO 區住下。

  傑森開始了在華爾街繁忙的工作,經常加班,陪我的時間比在加州時少了很多。
我在家閒適了幾個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圖書館找到一份工作,每天乘地鐵去上班。
一年後,我發現傑森的頻繁“加班”另有隱情——他開始與另一個同志交往,一個比我年紀大的搖滾樂隊的貝司手,就住在我們附近。
8 年平靜而理想的生活頃刻坍塌,我萬萬想不到如此愛我的傑森會這樣做。
也許是怕傷害我,他一直沒有告訴我,我知道後大概有將近半年的時間也沒有對他挑明。
但我知道再這樣下去我們都只會受到傷害。
在一次獨自去科尼島的海邊進行了徹底考慮之後,我決定離開傑森,給他自由。
我是在一個他還沒下班回家的晚上走的。
在留給他的便條上我寫道:謝謝你,傑森,為了你給過我的一切。衷心希望你今後幸福。

  搬離格林威治村後,我在曼哈頓上城靠近哥大的百老匯大道和西 110 街附近租了一個一室一廳的居所,步行幾分鍾就可到上班的地方。
紐約看似比舊金山熱鬧很多,一切都更都市化,但卻也是個更讓人感到孤寂落寞的地方。
我喜歡一個人沿著幽靜美麗的河濱公園走路去上班,沿途可以看到哈德遜河。
到了晚上,百老匯燈火輝煌,霓虹燈的閃爍讓人激動和心亂,但是我卻懷念加州的陽光照在身上那種真實的溫暖。
這裡如同另一個世界,好像總是行走在夢裡,似真似幻,就看你選擇信什麼了。

  與傑森的分手讓我在感情上體驗了難言的痛苦,但理智上我知道我必須接受。
我在紐約人生地不熟,幾乎沒有一個熟人。
突然而至的感情空窗期讓我情緒十分低落,8 年的生活模式一朝被改變,令我有些不知所措,常常孤寂難耐。
終於,實在耐不住時,我開始像很多單身的紐約客一樣,到下城的酒吧去麻醉自己。
大概是我開始過獨身生活三個多月後的一天,我在 57 街的一個酒吧邂逅了亞歷山大,一個愛爾蘭畫家,我們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他才從愛爾蘭來紐約不久,說他很想家,我們很快就在感情上有了相互依賴的感覺,不久就難捨難分了。
他的空閒時間比較多,我們每天一起吃晚飯,甚至中午他有時也來找我一起在附近的餐館用餐。
周末我們一起出去探尋曼哈頓的各個角落,也去觀光客去的地方。
我們很快就遊遍了新澤西、皇后區、布魯克林、哈林、斯坦騰島。
但是自從和傑森分手後,我始終沒指望能和亞歷山大建立起和傑森一樣的關係,因此雖然亞歷山大多次讓我搬去他那裡住,我仍堅持保留了我在 110 街的住所。

  我沒有給傑森留下我的新住址和電話,但是他知道我的工作地點。
一天,我收到他寄到哥大我工作地方的一封信,打開一看只有一個用血寫下的“對不起”。
由於是在工作時間,我強忍著內心突然湧起的情感,躲進了洗手間;我真的不想讓他為我感到內疚。
他去找別人,自有他的理由和需要,感情不能強求,也不易做道德評判,就如同天上的雲,美的時候就是很美,飄過去了還是放手為好。
我自己當初不是也傷害過馬克嗎?每一段感情都有其獨自的色彩和生命軌跡,不必強求,不必講理,只需感激它曾在生命裡留下的真實痕跡。

  我初次發現自己的身體出了狀況時,以為是受了涼。
但後來的低燒不退,沒有原因的無力和氣喘總離我不去時,我獨自去了醫院。
我並不了解亞歷山大的過去,尤其是他在愛爾蘭的生活。
我拿到化驗單後,還沒看似乎已經有了強烈的預感;果然,血液檢查結果是 HIV 陽性。

  在哥大法學院圖書館裡,橙黃色的燈光總能讓我內心異常平靜。
那些年輕的天之驕子們或埋頭苦讀,或穿梭在借書前台的身影已經成為我生活裡的一個組成部分,看不到這個畫面我才會感到不安。
我開始吃藥了;我並沒有打算馬上告訴亞歷山大我的驗血結果,但是敏感的他卻已經發現了我在吃藥,盡管我自以為已經把藥瓶藏的很好。
那天吃過晚飯,亞歷山大提議我們去中央公園散步,我預感到他有話對我說。
行至北草坪時,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同樣顯示 HIV 陽性的化驗單——那是他的。
我們都沉默了,眼睛不約而同地盯著看前方幾個呼叫著奔跑的小男孩。
對不起!」他說,
應該是我的錯,我也沒有想到,直到看見你吃的藥。
 他還在愛爾蘭……我太大意了,實在對不起你,鮑勃。」

  我們都開始吃藥和治療,但是看似比我強壯的亞歷山大卻衰弱得比我還要迅速。
兩個月後,他不得不回愛爾蘭的家裡去養病了。
臨走前,我們去了一趟他從來沒有去過,我也始終沒有機會回去過的加州。
我是故地重游,亞歷山大卻是第一次看到加州的陽光和海灘,臉上的表情有如撥雲見日。

  我們租車看了 17 哩海岸的美景,那帕谷,紅木森林,還去了蒙特利和洛杉磯。
一路上都是我開車,因為亞歷山大已經開不了了,不過他始終很高興也很興奮。

  回到舊金山觸動了我很多回憶,尤其當我帶著亞歷山大去參觀卡斯楚街的時候。
多年過去,那裡的一切依舊,對於我卻已恍如隔世。
不知為什麼,我並不想回到這個陽光燦爛的地方來;這是一種難以解釋的感覺,很沒有道理可言。
是我在潛意識裡躲避父母的家庭和那些早年的回憶,和與馬克的分手;我還是想念哥大圖書館的工作環境,離不開在河濱公園散步時那種舒適的感覺。

  亞歷山大是從舊金山直接飛回愛爾蘭的。
走的時候他已相當虛弱,不再是當初我們相遇時那個強壯且臉色紅潤、神態生動的他了。
他表示很高興在離開美國之前能和我一起來到了舊金山,我們都清楚這次分別很可能就不會再見了,所以最後分手時緊緊相擁了很長時間。
亞歷山大直到最後一刻才拿出一張他自己畫的畫送給我,上面是我們一起站在愛麗絲島上,背後是高大的自由女神的身影……

  剛一回到紐約,我就感到自己的病情在惡化了。
每天早上起床後,我在鏡子裡看到的那張臉日漸灰白和消瘦,我的手總不自覺地顫抖,氣短,皮膚也出現了異常。
我對死亡已有心理準備。
同性戀,艾滋病,這些早已是我生命裡躲不開的事實。

  每個人的一生好比一個鏈條,上面每一個環套的連接都是由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因素決定的。
沒有誰願意過被人指責、與大多數人的傳統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們這些人之所以即使要背負著可怕的壓力,也要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原因,只有我們自己知道,那既不是因為這樣的生活是個好玩的遊戲,也不是因為我們天性“墮落”——種種內在的原因,因人而異的個體情況和家庭因素的作用,非親身經歷是很難理解的。
指責,甚至是迫害有異於自己的同類,一直都是人類的強項;而用愛去理解和寬容他們則始終是人類的軟肋。

  一個人成為同性戀的原因很多,我在舊金山卡斯楚街住的時候,接觸過從事各種職業、來自不同族裔的同志,他們的生活裡都有著某種導致他們做出這種選擇的原因,很多是痛苦的原因,是所謂“正常”的人們難以了解的。
我敢肯定,如果大多數所謂的“正常人”也有過我們的個體經歷和痛苦,誰也不能保證他們就不會和我們一樣去尋找不同的需求。
我那個知性很強、卻很少對我們流露感情的律師母親,讓我對所有女人都感到一種排斥和恐慌,不敢也不願去親近。
我的自卑和內向使我像很多和我有類似性格和經歷的男性一樣,容易在別人的善意和欣賞裡——不論性別,年齡和種族差異——感覺到一種類似於情愛的感情,並被它吸引,繼而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那其實是對愛、對被接受和被肯定的強烈渴求。

  我一邊服藥,一邊堅持每天去上班,但是不久我就感到了來自同事的躲閃和異樣的目光。
由於美國人之間視健康為隱私,所以自然沒有人問過我什麼,但那幾個每天晚上來打工的亞洲留學生則關心地問我是不是病了,並說我看上去臉色很不好,應該去看看醫生或休息好了再來上班。
我知道那是他們的文化習慣,但我無法解釋,只能謝謝他們的好意。
艾滋病即使在紐約也是令人談虎色變的。
一天,我進入男洗手間時碰巧聽見兩個打工的中國留學生的對話,雖然他們說的是中文,但是在提到我的名字和艾滋病時說的是英文。
其中一個最後用英文說了一句,“Hi,we must be careful!”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知道的,但是後來的確就再也沒有直接詢問過我的身體情況了。
圖書館裡的正式雇員似乎也都對我敬而遠之,他們那種看似禮貌實則可憐我的眼神讓我很難受。
我是晚班的負責人,需要與上晚班的員工和來打工的哥大學生交代工作事項,解決出現的問題,而必須和他們的接觸更加大了我的心理負擔,因為我很清楚他們都害怕我。

  終於,我發現那兩個每天都來打工的中國留學生在翻閱抽屜裡的書目卡片時,手上帶了透明的塑料手套。
那一幕著實刺痛了我,當然我裝作沒看見。
圖書的目錄卡片櫃是幾乎每個人都要去查閱的地方,我也不例外;那些被頻繁翻動的卡片被更新不久,很鋒利,經常會劃破手指。
我理解他們的擔心,因為艾滋病主要是通過血液傳染的。
我開始盡量少去卡片櫃了,或只在那裡沒人的時候才去,並盡快地完成查找。

  我現在已經非常虛弱,估計下個星期就不能去上班了。
在死亡面前,在謎一樣的茫茫宇宙面前,我的生命好比空氣中飄過的一粒灰塵,實在微不足道;那些自卑、絕望和痛苦也就都會顯得不值一提了,不是嗎?艾滋病,人類自身的無知和無助導致的悲劇,我因它而死,心裡有說不出的悲哀。
事實上,亞歷山大已經先我三個月就走了。
他寄給我的最後一封信裡有我們在加州照的照片。

  人類看似強大,其實很軟弱,也很無助。
他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卻急於征服那個遠不如他內心世界來得更重要的外部世界。
同性戀不是怪物,我們的性取向只是我們關係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愛的需求,那不是罪過,而是和任何人對愛的需求一樣地合理,如同植物與陽光的關係。

  陽光普照萬物時,並不會區分它們的不同;是人類的偏見把自己用不同的標簽分開了。
人類不需要標簽,因為愛和寬容不懂得標簽的含義,正如同太陽永遠不懂得小草和玫瑰的區別。

  朋友,我沒有見過你,但不知為什麼感到可以這樣稱呼你。
謝謝你讀完並保存我的遺言,謝謝你。
再見了。


我走進位於 110 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附近的一個老式公寓樓,找到了 A-12 房間。
我是從鮑勃的工作單位問到他的詳細地址的。
我看見了他。
那是一個讓我終生難忘的景象:
凌亂昏暗的屋內,我好容易才看見躺在一張鐵床上的鮑勃。
他骨瘦如柴,眼窩深陷,鼻梁突兀地高聳著,臉上只有一層皮包裹著凹凸的骨。
我進去時,他平靜地躺著,只能用眼睛和我交流了。

他知道我是誰之後微微眨了一下眼,大而平靜的眼睛裡閃出一絲笑意。
我問他需要什麼幫助,比如喝水,吃東西,上廁所。
他把眼睛閉了一下表示婉拒,然後又用眼睛示意我坐在一張木質靠背椅上。
我把椅子搬到他的床邊;從他躺著的位置,我可以看到位於 110 街的聖約翰大教堂在建的頂部,和教堂建築上的一部分精美雕刻。
我想,不知鮑勃每天看到這個視線內唯一的宗教標誌時會有怎樣的感覺。
這座從 1892 年建成後就一直在續建,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離鮑勃的公寓是那樣的近。
上帝能了解他嗎?能了解每一個人獨有的痛苦嗎?

我和鮑勃默默地坐了一會兒就有人來敲門。
來人是兩個聖魯克斯醫院的醫護人員,他們是來給鮑勃注射止疼針的;鮑勃選擇不在醫院裡臨終。
我離開之前,用雙手握住鮑勃那只剩下骨的手,盡量把我手上的溫度傳進他漸漸失去生命而變得冰冷的手。
我只能用延長一點握住他那隻手的時間來表達我最後的心意。

外面的空氣濕涼濕涼的,似乎就要下雪。
我走進一號地鐵的入口,消失在擁擠但有序的人流中。

一星期後,鮑勃的葬禮在哥大的小教堂舉行。
我從一個哥大的朋友那裡得知消息後,趕去參加了他的葬禮。
他沒有一個家人,或是沒有一個家人來參加他的葬禮,只有幾個校方有關人員和他生前一起工作過的同事和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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