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不說，就真來不及了︰紐約客的臨終遺言」一書中的故事。
"著名雜志主編的雙重人生" 菲利浦·格爾，62 歲，白人，前紐約著名文學雜誌主編
親愛的臨終遺言徵集者：
首先，我猜想你是一個對人類感情有特殊興趣的人，因為你做的是件自掏腰包且無利可圖的事。
不過正因如此，我才決定寫這封信。
如果不是看見你的那則小廣告，就像這世上的很多人一樣，我肯定會把屬於我一生的秘密帶進天堂或是地獄去。
是你的創意廣告給了我改變這個決定的機會，我非常欣賞你的勇氣和對了解人性做的努力。
如果不是即將離世，我想我也會有興趣參與你的這一工作，一個不同尋常的工作，因為我也對人性有著恐怕並不比你更少的熱忱和興趣。
三個月前我被確診患了淋巴癌，目前正在做第二期化療。
對我只有 62 歲的生命而言，這個事實不吝來的太突然，太殘酷，令我從所未有地意識到生命的短暫和無常。
我存活的機率雖然仍是未知數，但我從其他得過此病的熟人身上已有所了解，所以我必須做好隨時離世的準備。
我選擇向你，一個陌生人坦白我的真實生活，是因為我的人生故事可能會讓無數人跌破眼鏡，但卻是真實地發生在人類生活中的故事。
因為真實，就應該有被了解的價值，文學作品裡的故事永遠可以在真實生活中找到藍本。
我也相信，我不會是唯一有這樣的生活或是選擇的人，但是鑒於我的身份，大概我的故事更具說服力而已。
我是個作家、編輯，曾在紐約一家著名的文學雜誌擔任主編多年。
我之所以向你透露我的身份，是為了幫助你得出一個更接近公正的結論：
即世間的人不論貧富，種族差異，販夫走卒還是達官顯貴，文化程度或高或低，都毫無列外地有著人類最基本的感情需要和弱點，都一樣可能為了社會習俗和道德規範的制約而掙扎和痛苦過。
上帝在創造人類時，賦予了他世間最柔軟的東西，即男女之情。
可是他卻並沒有同時賦予人類有效抗拒它的利器——用意何在？是昭然若揭還是一個萬古之謎？
我相信，是人自己，而非上帝，創造出抵禦感情的道德條文和規範。
文學即人學，世間流傳最久遠的古典文學裡，有幾部不是關於最難以抗拒的男女之情的？沒有這個恆久的主題，文學就是貧血的，就少了存在的理由。
由於它被上帝造成了人類身體裡最柔軟的東西，因此任何其他東西在它面前都會顯得堅硬，尤其是冰冷無情的傳統道德觀與是非判斷，對現代人來說更是如此。
古希臘人比現代人對待一切感情更為寬容，是不爭的事實。
同樣的故事如果發生在與我有同樣情感境遇的人們的身上，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做出與我的選擇相左的人生選擇，即更符合被大多數人認可的道德規範的選擇。
從這一點來說，我似乎比一般人活得更另類，但生活本身難道不正是充滿了這種不能否認的真實性嗎？
我該如何開始講我的故事呢？
我出生在佐治亞州，父親是公司職員，母親是中學教師，我是獨子。
我畢業於喬治亞州的愛默里大學英文系；剛畢業的我雄心勃勃，自命不凡，自信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就必須離開閉塞的南方，像伍德·安德森那樣，為實現作家夢想敢於放棄一切去大城市冒險。
我不顧父母的擔憂，隻身來到紐約，相信一定能在這個作家和藝術家雲集的大本營裡找到屬於自己的立足之地。
到了紐約之後，我曾為了生計幹過各種各樣的工作，奔波了幾年之後，首先在《巴黎評論》和《三分錢評論》上發表了幾篇短篇小說，然後才終於在具有相當知名度的《豎琴》文學雜誌找到一個初級助理編輯的工作，薪水雖然不高，但我非常努力和知足。
記得剛開始工作時，我濃厚的南方口音經常受到別人有意無意的揶揄，讓我頗為惱火和尷尬。
我的座位面對著一扇通往其他辦公室的玻璃門，它就像一面鏡子，我一抬頭就可以看到身後發生的一切。
我經常瞥見那幾個家住曼哈頓的同事在我背後做鬼臉，雖然我理解那裡面也有幽默的成分，並非全部出於惡意；他們當中有從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還有兩個畢業於巴納德女校的年輕女編輯，雖然愛默里大學的英語系也名聲在外（我是靠獎學金和半工半讀唸下來的），可是畢業於紐約的這些頂尖的私立學校卻無疑是身份的象徵。
我唯一能用來克服自卑的有效方法就是拼命工作，把一切交給我的案頭工作都做到最好、無懈可擊。
終於，我在愛默里大學就得到肯定的寫作才華也開始受到其他同事特別是總編的欣賞。
我暗中憋著一股勁兒，一定要盡快在紐約這個地方出人頭地，實現我心底的夢。
我開始在晚上和周末寫自己的第一部小說。
一年後，《豎琴》雜誌同意連載該書，這個突破令我欣喜若狂。
就是在這時，我認識了一個叫黛比的姑娘。
那是一個周末，我在中央公園散步時偶遇了她。
當時她側身躺在草地上看書，皮膚白皙的她，穿了一件墨綠色的連衣裙，栗色的披肩長髮灑在身上，並遮住了她的半邊臉。
下午慵散的陽光從樹葉縫隙中穿射而來，變成一個個晃動的金色光圈，像水波一樣遊戲在淺綠色的草地上和她的身上。
所有的一切讓她看上去像極了莫內畫作裡令人賞心悅目的古典美女。
當時我一點也不知道該如何接近她，只是徘徊在附近不願走開。
幸運的是，我和她不久在一輛響著音樂的冰淇淋車那裡相遇了；她要了一份草莓冰淇淋，卻發現把錢包忘在草地上了。
我朝她笑了笑，立刻付了兩份草莓冰淇淋的錢，並主動遞給她一份。
起初她不肯要，拒絕時臉色已顯露羞色。
那個身材矮胖的賣冰淇淋老者看出我的意圖後，對姑娘說了一句後來促成了我們姻緣的話。
他拉起姑娘的一隻手，讓她接過我給她買的冰淇淋，不無幽默地說：
「聽我的，姑娘，一定要接著！
在中央公園，可不是每個姑娘都能得到這個帥小伙送的冰淇淋，錯過了也許就是一生的遺憾！」
接下來，我不失時機地詢問她在看什麼書，我記得那是一本喬伊斯的《都柏林人》；主修英美文學的我，怎能錯過談論這個憂鬱的愛爾蘭作家的機會？後來我一直認為那個神經質的喬伊斯就是我們的牽線人。
我們就這樣認識了。
那個矮胖老者開著冰淇淋車離開時，滿臉得意地對我擠了一個鬼臉，我回他一個微笑，黛比則裝作沒看見。
黛比的家就住在中央公園附近的一幢二戰前蓋的老房子裡，離約翰·藍儂住的地方不遠。
黛比的父親是杜邦化學公司的副董事長，母親在哥倫比亞大學教音樂，她還有一個弟弟。
黛比的一切都讓我著迷。
她典雅的面孔，有教養的舉止，活潑大方又寬容體貼的天性，都讓我無法自拔地愛上了她。
退回到 20 世紀 30 年代，她恐怕是美國最理想的結婚對象了，我又怎麼會放過？
我遇見黛比時她正在巴納德女校讀大學四年級，主修西方藝術史。
雖然她令人羨慕的家庭背景與我的截然不同，她卻似乎從未注意到我的南方口音——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我知道那是她天性中的寬容和教養使然。
與黛比相愛徹底改變了我的生活，我不再感到孤獨和自卑，身體裡似乎被注入了不可思議的生機，工作起來竟感覺不到一點疲勞，即便是連續熬夜。
我的工作持續得到雜誌社老板的贊賞。
兩年後，我從助理編輯升到了編輯的位置。
黛比大學畢業後我們就結婚了。
掛在我們臥室牆上的那張結婚照，記錄了我們青春時期最為生動、最光彩照人的時刻：
我們眼睛裡閃爍著的青春四射的魅力和激情，幾乎溢出相框。
三年內，我們的兒子拜倫和湯馬斯先後出生了。
像那個年代的多數已婚女子一樣，黛比順理成章地留在了家裡照顧孩子。
我的工作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我在《豎琴》雜誌工作了五年之後，終於來到了紐約最著名的文學雜誌做了副主編。
三年後，我晉升主編；在此期間我又出版了兩本小說。
那些年，我對生活真的沒什麼可抱怨的，除了感激。
我和黛比婚後也遇到過各種矛盾，但卻沒有爭吵過一次，那是因為她從來不讓我們之間有這種機會——她的善解人意和寬容一直成功地化解了一切已經和可能出現的問題。
很多年來，我沒有任何理由不相信自己娶到的是一個金不換的極品女人——她美貌動人，出身良好，受過最好的教育，人品上乘，然後做了賢妻良母。
多少次我坐在沙發上看報紙，望著她悉心照顧孩子的情景，禁不住自問：
我何德何能今生竟能有這樣的幸運？
我會在聖誕夜或某個具有宗教意義的場合默默感謝上帝對我的眷顧和偏愛，盡管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基督徒。
紐約，一個舉世聞名的現代大都市，居住著來自美國及世界各地的人，每天必然發生著形形色色的故事，有黑人或少數族裔居住區發生的搶劫或暴力事件，也有名人之間因感情和婚姻產生的新聞和舊聞充斥著媒體和報刊，成為人們在街頭巷尾和餐桌上的話題，但這一切卻始終與我們的生活無關。
我們住在黛比的父親送給我們位於曼哈頓下東區的一幢獨棟兩層的老式房子裡，家裡有傭人和雜役，兩個孩子一直在附近的私立學校讀書。
周末，我和黛比陪著孩子們在中央公園裡騎自行車、野餐，或開車去新澤西或是更遠的波士頓看朋友或參觀博物館。
我過著事業、婚姻和家庭無一不令人羨慕的中產階級的典範生活，看似無懈可擊，而我也一直從不懷疑這樣的生活會有任何理由發生任何變化。
然而生活畢竟是生活，該發生的其實根本無可逃遁。
1979 年的一天，我生活裡幾近完美的格局在一個瞬間就被改變了，且毫無預兆。
那年夏天，我們雜誌欲聘用一個女編輯，叫 伊娃·施羅德，之前在著名的“雙日出版社”工作過多年。
我的行政秘書 瓊 略顯激動地對我說：
「她是耶魯畢業生，法國文學專業，“雙日”的得力編輯，沒人知道她為什麼忽然想離開那兒。
不管怎樣，這對我們可絕對是件好事，千萬留住她！」
我看著 瓊 興奮的模樣，沒說什麼。
作為主編，我必須親自與她面談後才能決定是否同意將她作為資深編輯加盟我社。
第一次見到 伊娃 是一個上午，我和 瓊 正從樓上下來，準備去參加一個紐約的年度出版會議。
一個大約三十出頭，身材嬌小，皮膚白皙，黑髮黑眉，神態自若的女子正在和一個人事部門的主管走進一個辦公室。
憑直覺我感到她應該就是那個新來的編輯。
就在瓊想示意我什麼的時候，那個女子忽然轉過頭來；她那淡綠色夾雜灰色的眼睛好像被事先被告知了目標似的，直接朝我看來。
接下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我們的目光相遇，停留在彼此臉上的時間在超過了禮節性的長度之後，仍沒有移開。
我們似乎同時嗅到了一種前世就存在的熟悉氣息，一個讓語言感到無能，讓理智感到無措的事實，那就是，我們其實早就知道了對方的存在，只是今天才有機會相遇。
就像兩顆行星在無涯的宇宙裡已經各自運行了億萬年之後，突然在某一個瞬間相碰撞了。
在那個很短的瞬間，我徹底忘記了自己是誰，曾經做過什麼或是在做什麼。
在那個瞬間，我感到奇妙地被重生，瞥見了那個一直在沉睡中卻有著更真實模樣的自己。
人事部門的主管看見我們馬上停下腳步，簡單地將 伊娃 介紹給我們。
我們彼此簡短地問候對方時，我甚至有了一種奇特的感覺，好比一個熟人被當成了陌生人介紹時產生的滑稽之感。
可是，她到底是誰，竟能讓我有這種看似不可理喻，卻強烈而不容置疑的熟悉感？我相信自己在對方的眼睛裡也看到了類似的疑惑。
參加那個出版會議的整個過程我心不在焉，但盡量沒讓瓊看出來。
我和 伊娃 的面談安排在我的辦公室，我們都坐下後，竟有近半分鍾的時間什麼話都沒說，或是說不出來——顯然，我們第一次見面時瞬間發生的事已經清楚地反應在我們雙方的沉默中。
後來，當我們終於開始正式面談的內容時，伊娃 的眼睛似乎一直在問：
你到底是誰？
這個我完全能夠讀懂，因為我也在用同樣的方式問她。
所以，在我們的正式面談進行的同時，另一種無聲的交流也在自然地發生。
我們之間的那種奇怪的默契和吸引力似乎只有神秘主義才能解釋；我們在過去各自生活的幾十年裡從不相識，伊娃 眼睛裡的綠色加灰色是來自她有部分愛爾蘭和希臘血統的祖先，而我的血液裡則淌著有意大利血統的父親和有著比利時血統的母親的血液。
到底是什麼瞬間聯繫了我們？
沒有答案。
我的生活從那天起就被改變，充滿了令人敬畏、神秘和興奮的信息——伊娃 後來也是這樣告訴我她自己當時的感覺的。
我們在穿過走廊經過各個辦公室時，在與別人說話時，或者在開會時，總在尋找對方的眼睛；我們無法抗拒地相愛了。
就像來自宇宙的一種神秘驅動力在促使我們完成這件事，使得我們的相愛似乎更理所當然，更平靜和執著。
和 伊娃 在一起時，語言是多餘的，我們只需看一眼對方，心裡就已經有了想要的答案。
我們開始在傍晚下班後去最近的海邊散步，或乘輪渡去 史丹頓島，當然這些都需要找借口瞞著 黛比 和孩子們。
奇怪的是，我這樣做時，卻並沒有感到太多的猶豫和內疚。
我意識到自己對 伊娃 的愛與對 黛比 的愛很不同，好像是在於前世和今生的區別。
我們迷戀對方的智慧和身體，渴望接觸，就像兩個孩子，可以完全無拘無束地在對方面前呈現完整的自我，包括頭腦和軀體。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話說得並不多，只是強烈地需要對方的陪伴，哪怕只是靜靜地互相依靠著，什麼也不說。
可我依然愛著 黛比，我不可能不愛她；她的一切都讓人無可挑剔，並沒有因為 伊娃 的出現而有任何減弱或改變。
她從來也不懷疑我下班後遲歸使用過的任何借口，始終不變地愛著我和我們的家。
有時我甚至懷疑，她是真的察覺不到我和 伊娃 的任何蛛絲馬跡，還是因為對我的了解和愛而一直在施與大度和寬容？如果是因為後者，我應該感到無地自容；但我同時也知道，放棄 伊娃 如同放棄我的生命，正如同我遇到了 伊娃 也不可能放棄 黛比 一樣。
我這裡說的不可能，並不是指道德上的出格和違背，而的確是因為我對 黛比 的愛並沒有一點改變。
我想，上帝讓我們生而具有神性，而它最集中地體現在男女之情的神秘性和不可解釋的本質裡。
從我們認識的第一天起，伊娃 就很少過問我和 黛比 的生活，也從來不對我們之間的關係有任何怨言和要求。
她只是感激地享受著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個時刻。
兩年後，伊娃 懷孕了；我為她在上西城的 86 街租了一套公寓。
不久我們有了一個極為可愛的女兒 咕咕；咕咕 長得美麗而精緻，聰明過人，活潑得像一個從畫上跑出來的小精靈。
就這樣，我在我愛的兩個女人和兩個家庭之間生活了 30 多年。
在這期間，我不無掙扎和自責，也多次在喬裝後去教堂虔誠地懺悔，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放棄我生活中的這兩個女人中的任何一個，就如同我不能單一地選擇黑天或是白夜，月亮或是太陽一樣。
兩個女人都深愛著我，我也同樣程度或更深地愛著她們。
我愛我聰明而善良的兒子 拜倫 和 湯馬斯，也愛我可愛的女兒 咕咕。
人生一世匆匆而過，我不後悔自己的選擇，也不想說應該和不應該，對或不對。
我只知道我必須感謝我今生遇到的這兩個女人，以及她們給我的愛。
我此刻寫這封信絕不是在為自己的生活辯解，因為社會的道德規範和普通人的良心準則不可能給我以任何借口。
我也知道，發生在我生活裡的真實故事會被很多人詬病和指責，因為那被公認為是一種不道德的生活。
我只是想告訴人們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愛兩個女人不是不可能，是社會習俗在說不可以。
僅以人的天性而言，愛情是沒有界限的；雖然我知道，在當今的社會，如果一個男人同時愛上兩個女人，或是一個女人同時愛上兩個男人，他們多數會以悲劇收場。
但是我卻很幸運，我做到了同時愛她們兩個人，也被她們所愛。
我本無意挑戰當今社會的婚姻習俗，但是在真愛面前，我選擇了無條件接受。
我相信，愛是無法抗拒的，當它來的時候，只有接受，就這麼簡單。
人們啊，還是去抗拒把自己的生活引入悲慘境地的戰爭吧，而不是抗拒愛。
這個世界上的愛從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人類能允許戰爭的存在，並對它發狂，為什麼對愛和愛的多種存在形式卻屢屢發難，不能容忍和接受？世間多一些愛，戰爭的瘋狂就會相應地減少——因為戰爭的本質就是生活中愛的缺失的必然結果。
一個家裡有慈母慈父，愛他的妻子和可愛的孩子的士兵，至少不可能在對別人的母親、妻子和孩子開槍時手不發抖。
中國人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包含了這個道理。
一個真正被別人愛過也真正地愛過別人的人，就是一個此生沒有虛度的人；至於成就和名利，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
如果這封信還有任何遺憾的話，那就是我不能繼續給我深愛的兩個女人和我的孩子們更多的愛了。
離開人世之際，我除了感激和愛，心裡別無任何負面的情感。
相信我。我今生很幸福，體驗了人類感情的種種奇妙——那才是上帝精心為人類創造的最珍貴的饋贈。
所以，我雖不能盡享天年，但此生確已無憾。
疾病雖然將會提前把我帶離這個世界，不過我相信我的三個已經成人的孩子們的母親會培養他們成為具有理解和包容之心的人，成為心中有愛無恨的人。
我願意她們都能再找到自己生活中值得愛的人。
感謝給了我愛的所有人，感謝生命，並祝福所有理解我和不理解我的人們心中都有愛。
※
一個臨終前對自己所選擇的人生只懷有愛和感激的人，也許是不需要安慰的，因為他的生活裡竟沒有產生痛苦和怨恨的理由。
他“離經叛道”的生活方式似乎很難讓人產生任何負面的情感，比如憤怒，比如挖苦——
我們一定要對與主流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們進行習慣性的指責嗎？
※「不說，就真來不及了：紐約客的臨終遺言」袁苡程〈生命是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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