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叔隨筆

　　提筆寫這篇文章前我躊躇再三，怕人認為我打悲情牌或者操弄族群，但是基於做為新聞記者40年，從實報導，我還是寫下這篇文章。

　　身分證省籍欄在 1990 年代中，已經被出生地所取代，期待外省人、本省人之間的區別早日泯滅。
但是綠營上台後，推出很多針對軍公教、警消、國民黨以及去中華民國的做法，已經嚴重影響到外省第二代在台灣的安全感及歸屬感。

　　外省第二代這裡指的是 1949 年以後出生在台灣，父母或其中一人從中國大陸來的，本來一個人在一地出生、成長、受教、就業，乃至納稅、退休，早應該算是當地人。
但是似乎外省人，不管第一代、第二代，很多人仍然標籤為既得利益者、大中國主義者、統派。

　　最可悲的是很多身在綠營的外省第二代，為了證實自己的忠誠度，在當上民意代表、入閣或身為名嘴後，要更加執行綠營的意識形態、加力打擊外省人及外省第二代，或任何與中國有關的人與事，一位前政府首長說，他們為綠營做事，不管什麼職位，都要更賣力，才能顯示自己的焚膏繼晷、忠貞不二。

　　早期很多學者指出，外省籍民眾的經濟社會地位明顯高於本省籍民眾，但是隨著台灣經濟蓬勃，家無恆產的外省人及其第二代頂多拿到的是薪水，沒有地，做不了田僑仔。
土地是這個小島上最大的資源，而有地的民眾，多屬本省籍，外省人仍然被認為既得利益階層，實在不公平。

　　外省第二代多成長於眷村，據我觀察，他們有幾種出路，學業成績優良者升大學，畢業後去國外讀書，或留在台灣進入公教單位，而外省第二代在幾十年前踏入公教也有其淵源，那時要進民營企業，如台塑、東元，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會講台灣話，長在眷村的外省第二代第一關就被刷掉。
當時的出路就是做軍人或做公教人員，那時是待遇菲薄的工作；
其次成績普通者，父母已知他們很難考上大學（60 年代，大學錄取率只有20% 左右），即使進入軍校，當時軍人待遇也很差，還要與家人長期分隔，是很難吸引人的職業，所以有「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說法。
外省第二代後段班者，當時沒有補救措施，有的去做車掌小姐（欣欣客運）、做女工，也有的進入幫派組織，和本省籍底層人士境遇相同。

　　社會有表面印象，認為外省第二代接受大專教育的比例高，1990 年代台大社會系教授范雲甚至做研究指出，外省第二代能受較高教育是政府對軍公教子女的學費補貼，但是稍後中研院研究院吳乃德做出的研究指出，這項因素並不明顯。

　　我觀察外省人家庭對子女教育重視，其原因是父母輩來台灣，已是江山已盡，死無退路，又家無恆產，只有費盡心力，要子女進大學，以求自立，每逢學期開始，這些父母也是到處張羅借學費。
我家搬來台北時，租屋居住，房東看到我上政大，就和我媽說，為什麼不送我進工廠工作，還可拿錢回家，還好我母親沒有聽她的話。

　　外省第二代就和所有四年級、五年級生一樣，參與、貢獻台灣的成長及蓬勃，但外省第二代常被標為大中國主義者、統派，其實是他們所受的教育中注重中華民國。
他們到大陸，仍然被稱為台灣人，例如我任教的汕頭大學，都稱我是從台灣來的老師（是稱讚之意，但不知這個稱讚意味還能持續多久），當然這就表示我是客人。
普遍外省第二代怎可能完全認同中國大陸的體制呢？
台灣再視他們為既得利益者，他們如何安身立命？

　　外省第二代在台灣屬於少數（10%左右），但是執政者不宜忽略少數人的失落及不滿，俄羅斯的車臣和印度的錫金都是少數人，但是他們往往走極端，訴諸武力解決爭端，綠營也要注意不要把少數人逼上梁山，否則再多的轉型正義也無法彌補。